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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展开的意象背后的文化时空，又能触摸诗人所寄寓的深层思考，同时还能获得一片更大且富有弹性的解读空间。
除了意象组合出现新的“有意味”
的变化之外，“朦胧诗”
在语言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质。
这种特质集中体现于语言的含混性。
如果说20世纪50—70年代当代诗歌“大众化”
所追求的是语义的明晰，那么“朦胧诗”
就是要超越这一诗歌发展传统，努力以含混的语言增加诗歌文本的深度和厚度。
比如北岛的《走吧》：“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走吧冰上的月光已从河**溢出走吧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走吧路呵路飘满红罂粟”
。
这首诗中出现了一些突破语词组合规则樊篱的诗句：“冰上的月光已从河**溢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从河**溢出”
的“月光”
、“暮色的鼓”
和“生命的湖”
都是超越生活“真实”
的语词组合，这种“诗化”
的语言不仅构造了一个新异的世界，同时还造成语义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有效地增强了诗歌的“朦胧”
效果。
另外，诗句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也被打破，诗人凭借自己所见（冰上的月光已从河**溢出）、所闻（心敲击着暮色的鼓）、所思（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和所感（路呵路飘满红罂粟），在散乱离析的语言中勾勒了一个永远不停下探求脚步的生命“过客”
的形象，这种借助“含混性”
的诗句来建构知识分子形象的方式，是对当代使用浅近语言刻画英雄形象的反叛与超越。
不过，“朦胧诗”
的写作仍受新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不论是诗歌的运思方式还是想象方式都烙上了20世纪50—70年代主流诗歌的印痕。
尤其是在文学（诗歌）参与国家政权合法性建构和思想的合理性确认方面，“朦胧诗”
文本仍未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或抒情的影子，摆脱对知识与权力的倚重。
更为重要的是，“朦胧诗”
诗潮的追随者的大多数后续诗作，不管是诗歌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还是艺术个性方面都缺乏一种持续的革新和超越的努力，朦胧诗人对特定时代社会思潮的跟从与依附，以及缺乏艺术自省精神，使“朦胧诗”
在1982—1984年逐渐淡出诗坛，而“新生代”
诗人则以更加激进的反叛姿态迅速登上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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