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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后的一个世纪中，我国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局限在文学、史学、人类学等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神话在哲学意义上所呈现的生态智慧。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环境破坏的日益严重以及人们生态意识的不断觉醒，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神话中所蕴藏的生态伦理思想。
其间，叶舒宪提出“神话足以充当现代人的生态导师”
；王建元、邱建等则分别对个别传统神话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挖掘。
但这些成果又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一般局限于文学、史学、人类学等层面来解读神话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强调文本的记述与考古的发现，而缺乏深层的思考与哲学的追问；二是在研究内容方面，大多局限在对某个神话或者单一类型的神话进行生态伦理思想的挖掘，而对中国神话的生态母题进行全面、系统、立体的梳理，并把握其内在的脉络和理论的逻辑的却十分罕见。
因此，这些问题的存在迫切呼唤学术界从哲学的角度对中国神话的环境伦理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与考量，而目前我国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不断纵深发展并寻求实现本土化的进程的同时也推动着这一目标的实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关于“生态”
或“环境”
的话语表达日益活跃，社会各个层面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态”
或“环境”
表达。
与此同时，西方伦理学的思维空间开始涌现环境伦理思潮。
第一，生态伦理学认为，完全依靠物质财富累积起来的人类文明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人类文明发展的路向和方式必须进行彻底调整。
第二，生态伦理学认为，完全用工具理性或计算理性来称量自然物的价值将会导致人文世界与自然界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生存失去根基与依托。
第三，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不是地球的主宰，而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与其他生命体存在着休戚相关的关系。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环境生态伦理学的学术空间与现实影响力不断扩大，这种影响不但表现在理论上的积累与厚实，而且表现在实践上其已经演化为人们日常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或是通过政府政策、制度制定的方式来落实到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具体行动中。
[2]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环境问题的凸显及中西文化互动的加速，中国的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日益兴起，并在生态伦理的产生与发展、生态伦理的学术流派梳理、生态伦理的合法性辩护、生态伦理与环境保护、环境政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但是，中国生态伦理学主要是在直接译介西方伦理思潮的基础上起步的，过于明显的模仿痕迹使其与我国的基本国情、本土文化、大众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往往只能被学者和社会精英所理解和宣讲，而难以引起社会共鸣并走入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生态伦理学要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就必须走本土化的道路，使之理论基础、概念体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精神、价值取向、道德心理相契合，从而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态伦理体系。
而中国神话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它不但直接影响和规定着传统自然观的形成与走向，而且至今仍流淌在民族的精神血液之中，规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对其进行研究与探讨可以实现生态伦理学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嫁接，从而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本土化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
值得注意与说明的是，研究与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并非对于它们做博物馆式的陈列，或乡愁式的文化缅怀，或是一厢情愿的后现代向前现代的致敬，而是有着更加深刻、更加悠远的承担。
罗尔斯顿曾说：“人类的一切价值都是基于其与环境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切人类价值的依据与支柱。
人类构建价值无疑是在环境规定之外还要做很多事情，但我们的价值仍有一种与环境的相互印证，与动态平衡的世界成互补关系。
人类的评价，如同人类的感觉和认识一样，是互动性的，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发生的，而不是预先形成了再加给自然的。
在人类同环境的遭遇中，人类发现动态平衡是一切价值的关键。”
[3]因此，研究与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很大程度是从远古文化血液中，从人与自然的印证与互动中，找寻与重新建构人的价值，让人类作为“人”
真正地站立与挺立。
这是民族精神的追忆与传承，亦是人与自然的又一次亲密互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神话生态伦理意象”
代表着为现代化所遮蔽的生活世界与意义秩序，对之进行展演或者重述，其实是重新认识与措置人与自然之间秩序，并最终彰显人的价值与自然的价值。
由此观之，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就是要透过它们彰显为现代化所遮蔽的人与自然之间圆融互通的美善生活，使“神话生态伦理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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