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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贫寒的家庭，能否娶来一房“称职”
的好媳妇，便往往成为家道中兴的关键与指望。
如《红楼梦》中的贾母，作为女性完全被禁锢在公共领域的政治、经济等活动之外，但在贾府的大宅院中，贾母无疑是最高权位者，即使贵为朝廷命官的儿子贾政在贾母面前都必须小心谨慎、毕恭毕敬。
可以说，贾母正是中国父权制条件下，女性存在状况的缩影。
同时，由于女性代表着自然的地位与自由，那么自然生存境遇便是女性的翻版。
因为，中国文化强调“阴阳和合”
，这种和合反映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便是“天人合一”
思想的出现。
“天人合一”
思想认为人与自然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处于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因此必须实现人与自然间物质价值的和谐与精神价值的统一。
正是这种从神话思维延续而来的思想，使得中国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持续了数千年。
而西方神话时代似乎就将所有的事物一分为二，理智与情感、心灵与肉体、文化与自然、人性与兽性、男性与女性，仿佛两者之间永远对立与互斗。
所以，天神宙斯与天后赫拉之间，充满着**、背叛、嫉妒与争斗，在此之下的西方女神多表现出热情、奔放、容貌出众和注重肉欲享乐的特点，与中国女神整体呈现为温柔、典雅、含蓄、道德高尚的精神风貌有着很大的不同。
西方古代神话的这种精神特质与思想倾向一旦定格为一种思维范式，便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存现出两者之间的格格不入。
著名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在其著作《神之面具》中就曾精辟地解析过这种东方和西方神话起源上的差别。
在当代生态女性主义的神话复兴运动中，人们重新回归到女神那里寻找拯救的希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文化中几乎被人遗忘却深有价值的独立女性形象，以及在无数神话中表现出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与完整的创造性。
女神的复兴，不仅意味着对当代西方人的精神拯救，也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文化偏颇、文化弊病的纠正与治疗。
而经过几代女性主义者的探索和努力，从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到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逐渐意识到性别的差异，而以西苏、伍尔芙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则提出多元化“双性同体”
思想，在强调男女差异的基础上，提倡构建和谐一体的两性关系。
中国神话中大母神与自然千般纠集的生命力与生殖力，双性同体中男与女、人与自然类似阴阳合一的辩证互补的和谐理想，都代表着人类精神上最初的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女性生态主义解读神话、重写历史，最终实现人类未来女性与生态的解放和发展提供良好的解读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生态主义解构神话、重写历史并不意味着回归到历史之中去，更与倒退完全无涉，而只是希望通过与古代神话的对话，寻找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为已经走到极致的现代工业社会寻获一个行走的基础。
同时，对女神的研究也是教会我们另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超越了种种日常理性的分析能力，而在感性的世界中收获一种别样的精神力量：第一，神性的拥有。
这种关于宇宙创生与终极的秘密，无时无刻不充盈在自然与我们周遭的世界中，它不是超力量的上天之神赐予的，而是我们与自然与生俱来拥有的特质与力量，如同自然天生的自由与女性蓬勃的生殖力。
第二，内在力量的获得。
一旦人们参悟与体证到个体作为宇宙遗产的属性、本质，便可以获得巨大的、超出日常想象的内在力量，这种内在力量可以让碎片化、功利化、日常化的现代人回归到清净、正觉正悟的人性的本真状态以及与自然最深层、最纠集的联系网络之中。
第三，再生意识的拥抱。
人类从生命走向死亡、从死亡走向生命的再生过程，就是自然的无限循环、动态发展的过程，大母神既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也引领着众生在广博的宇宙之中获得永恒的生命，从而使得拥抱再生就是拥抱自然恒无涯际的无限生机。
总之，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域对中国神话的解读与重述，可以使我们把女性与自然从压迫性男性文化中解放出来，使女性（作为个人和集体）发现她们与自然的真实本性，从而在他者的世界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建构一个两性平等、平衡、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平衡、和谐的世界观。
中国神话的生态女性主义审视与思考，这又是一场话语和观念上的革命，是一场精神上的改造运动，人类的精神生命可能因此将再次开花吐艳。
[1]杨保愿翻译整理：《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序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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