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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潘际銮教授“咚”
地一拍桌面，茶杯里的水震出一圈圈涟漪，溅在桌布上：“如果过去的教育全被否定，那我们这些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凭什么成了现在建设国家的主力？这根本说不通！”
他的质问像点燃了导火索，会场里立刻热闹起来——有人用钢笔帽急促地敲打笔记本，发出“笃笃”
的声响；有人烦躁地反复推着眼镜，眉头拧成了疙瘩；还有人忍不住小声议论，话里满是不服气。
“其他战线都能肯定成绩，为什么唯独教育要被全盘否定？”
“就是因为这个评价没定下来，大家思想还是放不开，想改革都不敢动！”
“各行各业都在往前跑，就教育裹足不前，症结就在这儿！
对过去的评价不公正，谁还敢安心教书？”
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摘下眼镜，用衣角轻轻擦拭着镜片，这个动作仿佛让会场的喧闹凝固了瞬间。
等他重新戴上眼镜，声音低沉却清晰：“现在全国的教师都抬不起头来！
凭什么说我们过去十几年走的全是错路？！
关键是要完整、准确地领会思想精髓，公正地评价过去的工作！
我今天就说句实话，广大教师对‘两个估计’根本想不通，觉得憋屈、委屈，觉得教书没前途，甚至还有危险，心里早就灰心丧气了！”
就在这时，中国农林科学院的金善宝院士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走路得靠拐杖撑着，胸前别着一枚小麦形状的铜章，走动时铜章轻轻碰撞，发出“叮叮”
的声响，像在敲响历史的回音壁。
这位一辈子跟小麦打交道的农业泰斗，他的经历本身，就是对“否定过去教育成果”
最有力的反驳——抗战那几年，烽火连天，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坚守着教学和科研，心里一直惦记着延安。
两次申请去延安都没成，他就精心挑选了最优良的小麦种子，托人辗转送到《新华日报》社，委托他们转交给延安，支援大生产运动。
半个月后，邓颖超同志亲自给他回信，说：“延安收到种子了，同志们都很感谢您！”
建国后，他更是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从东北的黑土地到南方的红壤田，搜集了足足5544份小麦品种资源！
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试验田，培育出“京红”
系列等一批高产优质的小麦良种，推广到全国各地，种植面积特别广。
其中京红7号、8号、9号的单产量，甚至超过了当时享誉世界的墨西哥小麦，让不少农民都能吃饱饭了。
就算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也顶住各种压力，没放下手里的试验，默默耕耘在田埂上。
从1973年开始，为了解决黄淮海地区小麦晚播低产的难题，他又带着团队攻关，白天在田里观察小麦长势，晚上在煤油灯下记录数据，最后成功培育出“中7606”
“中7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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