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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教育发展的问题解析：市场化的误解及“二元化”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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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实际上都是以教育的大众化特征为基础的，考虑到近年来我国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阶段的转变，这两种模式具体效果的对比实际上还可以提供出更加丰富的信息。
解析上述我国教育发展的四大突出问题，可以发现，所有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够简单归结为教育市场化改革之误，行政制约及由此造成的二元化困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教育发展与教育机会不均等并存的成因解析
教育规模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机会的日趋不均等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和成因。
（1）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体现在择校问题和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难两个方面，从实际情况看，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三大根源。
一是正常的市场需求未能得到满足，例如因为历史形成的教育资源不均衡，许多家长宁愿将子女转移到教育发达地区接受教育，由此产生了择校问题；因为经济快速城市化导致的城市义务教育资源相对短缺与长期形成的对农民工的歧视，产生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
二是因为国家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例如因为国家财政拨款不足，许多中小学校通过择校费和借读费创收，以至于加重了择校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
三是义务教育机构运作管理的独立化和行政化倾向，例如因为经济利益的独立，许多中小学校实施乱收费行为以获取体制外收益；因为运作管理的过度行政化，许多学校为获取财政支持，借“升学率”
提高知名度，以知名度吸引低分生，以低分生获取高收益，由此强化了择校问题等。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投入不足、市场抑制、过度行政化才是义务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真正原因。
而这些并不是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因为教育市场化同样要求在纯公共性教育中使用政府承担成本、受教育者公平享有教育机会的外部体制模式，因此不能够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简单归结为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2）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
高等教育阶段不同阶层子女专业院校分布的不均衡是高校扩招后出现的一个新问题，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以及优势阶层子女更多选择热门专业和艺术类专业两个方面。
从成因判断，这一现象首先源于基础教育的积累作用，有研究表明：高中教育在城乡二元、重点非重点二元四个等级上的分割导致了高等教育中不同阶层子女专业院校分布上的不均衡，因此高等学校的阶层差距是高中阶段社会分层的延续和放大（杨东平，2006）。
其次是家庭情况对院校和专业选择的影响；对优势阶层而言，其子女入学具有先天的信息优势，而且更加看中素质培养和发展前景，所以选择热门院校和艺术专业的居多；而对其他阶层子女而言，其子女入学是成本导向的，而且缺乏相应的信息，所以在院校和专业选择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劣势。
综合以上两方面原因，教育市场化同样不是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根源，如何改善基础教育的不均衡，推动信息的公开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教育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与个体教育成本负担沉重并存的成因解析
教育财政支出绝对规模不断扩大与个体教育成本负担日益沉重并存同样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
以高等教育为例，根据相关统计资料，1993年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是500元左右，而到2000年则上涨到5000元左右；住宿费在1993年是每年100元左右，而到2000年上涨到1200元左右，学费负担增长远高于同期薪资水平的上涨，由此导致了教育成本负担的不断加重（陈锐，2006）。
目前许多分析都将个体教育成本负担的不断加重归结为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这是值得商榷的。
现实中，因为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并没有缩减，反而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因此个体教育成本负担的增加只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规模的扩充速度显著高于政府财政支出和社会团体捐赠的增长速度，由此导致增加的教育成本必须由受教育者加以补充；二是教育体系内部资源浪费和投入结构问题严重，以至于教育资源的单位使用效率降低。
教育规模的扩充超越了政府教育支出和社会团体捐赠的增长速度毋庸置疑。
据统计，1990—2002年间，虽然国家财政拨款总额迅速上升，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却从93.5%下降到50%左右，因此教育规模扩充高于政府和社会投入增长速度无疑是个体教育成本负担加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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