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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革开放中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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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经济体制是以传统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因而传统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经济理论的变革。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经济理论的变革往往滞后于经济实践的变革，因而经济理论的教学更滞后于实践的变革。
因为经济理论教学滞后于经济实践变革的原因，比经济理论滞后于经济实践的原因，还要多，而且还很复杂。
例如，作为已经熟练掌握某种经济理论的教师，往往就会因为不熟悉适合于实践的新的经济理论的教学而不愿意改革教学内容。
甚至有些人还因为各种原因而只会教原有的经济理论，根本无法用新的经济理论从事教学，因而他们会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就是因为“饭碗”
的原因，而反对经济理论教学的改革。
所以经济理论教学滞后于实践的情况，就比经济理论本身滞后于经济实践的情况更为严重。
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快速变革，但传统经济理论又顽强存在的国家，这种状况就显得更为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经济学教学能跟上时代的变迁，就成了大问题。
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问题，就会出现误人子弟的状况，不仅使许多学生因为学不能致用而无法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也会使学生花了很大的代价，却学了一些已被实践所抛弃的根本无用的经济学理论，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当然也会使实践所需要的有用人才却极大地短缺。
因此，如何能使经济学教学跟上经济实践的变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才浪费和资源浪费，就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学教学的重大问题。
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除了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离开过高校外，基本上一直在高校中学习和工作，对经济学教学滞后于实践的危害，有着深切的亲身体会，因而一直非常注重如何使经济学教学能跟上实践变迁的问题。
我除了在自己的教学中尽量使教学内容能跟上实践的变迁之外，还非常注重教材的改革。
1987年我刚刚从人大博士毕业，就同洪银兴同志一起组织全国十几家高校的青年教师，编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出版，试图能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跟上时代的要求。
后来我就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以后，就更加注重经济学教学的改革，把它作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经济系系主任期间，曾经组织了两套教材的编写，试图使教学更能符合实践变革的要求。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学系列教程。
其中计划出版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社会主义微观等方面的教材，其中有三本书是我担任主编，并先后出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股份经济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出版。
第二，现代经济学系列教材。
这套系列教材原计划出十本，包括经济学、现代金融制度通论、现代财政制度通论、产权与企业制度通论、产业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政策经济学。
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十本教材并未出齐，只出了前四本。
《经济学》（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担任主编；《现代金融制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同他人合著；《现代财政制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同他人一同担任主编；《产权与企业制度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同他人合著。
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主持编写上述两套教材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学的教学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从而造就出能适合时代需要的经济学人才。
我当时为后一套教材写了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非常明确地反映了我们的这个目的，到现在我也认为这个序言并没有过时，所以引用于后，以便于说明我们为了使经济学教学能跟上时代要求的心情和目的：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随着这个体制转轨时期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必然会加快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冲动和活力，必然会使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促使我国国民经济在21世纪进入发达国家的经济行列。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与经济高速增长中迎接21世纪的挑战，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历史使命。
中国民族要顺利地完成这个首要历史使命，就必须要具有雄厚的人才基础。
而这种雄厚的人才基础，又离不开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尤其是离不开作为现代化教育体系的极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学教育。
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上述首要历史使命，以及完成这种历史使命所必须具备的人才基础，决定了我国经济学教学必须要做到四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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