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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仲尼之道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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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秦王朝焚书坑儒，虽殃及诸子和各家学说，但儒学受害最深，几遭灭顶之灾而损失殆尽。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
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
至于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
《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傅读而已。
《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
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在汉之儒，惟贾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
[1]这种说法，影响甚大，它给人造成的突出印象，似乎在汉初几十年里，儒学先师虽偶有存在，儒学诸书虽偶有发现，但儒学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已经灭绝，不复存在。
其实，实事求是地考诸文献和揆诸情理，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前面说过，焚书坑儒的实际效果与焚书坑儒者的主观愿望恰好相反。
不仅非儒学派仍然得以流传和发展，即使儒家学说与典籍也不可能遭到根本性的破坏。
西汉建国之初，为刘邦制礼作乐的叔孙通来自儒学故乡——鲁国，他不仅作为“故秦博士”
服务于秦二世之时，而且在为刘邦设计礼仪之时曾在鲁国率百余名弟子操练演习。
由此不难看到，即使在焚书坑儒之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儒生幸免于难，且继续为秦王朝服务。
[2]
司马迁曾准确地指出：“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
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3]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司马迁仅用“缺”
字，而不是“六艺从此绝矣”
，足见其用心之良苦；二是所谓坑儒者云，似也仅是一些不轨的“术士”
伏法而已，而鲁国诸儒如孔甲者流仍然相当活跃。
退一步说，即使秦王朝坑杀的这些术士都是“纯儒”
，然区区几百人，焉能灭绝蔚为大观的一代学术？而且，儒学的发达在齐鲁地区，很难想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纸焚书坑儒令就能将远离京师的儒生斩尽杀绝。
事实上，“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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