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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器苦不足也。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
以迫蹴民，民日削月胺，浸以大穷。
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
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社会分配的不公，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而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政策使然，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社会的价值体系。
关于前者，董仲舒建议当然必须尽早进行调整，要在政策上明确规定在“列位”
的各级官吏应“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
，行推让之风，而不与民争利，从政策上保障社会的公平分配。
关于后者，董仲舒建议，要重建社会价值体系，他说：“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欲败。
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
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
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
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
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
董仲舒将社会成员分为君子与小人，虽为阶级社会的客观事实，但总嫌有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历史局限，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董仲舒根据社会成员的不同情况，将他们定位在一定的行为规范中，应该说尚有可取之处。
问题在于，这种定位与规范不能因人而异，而必须具有明确的划一的指导原则。
由此，才能充分保障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
那么，这个明确的、划一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呢？在董仲舒看来，当然是儒家伦理和儒家精神。
他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方能担此重任，其他各家的思想主旨与要重建的社会价值体系都存在不易克服的内在矛盾。
因此，董仲舒建议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以儒家学说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固然对汉代社会的发展起到莫大的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使一种学说达到至尊，而排斥其他学说的自由发展，则势必室息人们的思想，阻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可以说，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仅仅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
因此，独尊儒术给此后二千年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恐怕是董仲舒当初根本未曾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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