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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种无法改变的缺憾，我们感到，董仲舒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孔、孟、荀一样，在中国思想史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董仲舒之前的思想家，差不多各家各派都将圣人、君子、贤人、仁人等作为理想人格来追求，倡导所有人都应以尧舜文武等先王先贤作为自己的行为楷模，忽略或者有意抹杀了客观存在于社会的等级性和差别性。
结果，不仅尧舜文武等先王先贤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做得了的，而且连他们所倡导的理想人格也只剩下一句空语，无法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识。
鉴于先前思想家的理论思维教训，董仲舒依据现实社会和等级原则，将社会成员划分为若干层次，既为每一个层次规范出一种理想人格模式，又为所有成员规定一种一般的追求目标。
他认为，对所有社会成员来说，“君子”
是一种合乎实际的理想人格，“君子谋其谊，小人谋其利”
，既是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人格模式，也是包括“小人”
在内的全体成员应当追求君子的人生境界的最好倡导。
对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来说，董仲舒认为圣人境界无法企及，而不彻底排斥物质利益，主张“取之有道”
的君子风范才是大多数人应当追求的生命境界。
为此，董仲舒设计了可能达到君子境界的几个步骤。
他指出，要达到君子境界，首要在于“明于天性，知自贵生物”
。
天地之间人为贵。
人虽然有时在自然界面前显得相当渺小，无能为力，但人毕竟是万物之灵，切勿自暴自弃。
其次，“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
，以仁谊等道德规范作为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
复次，“知仁谊，然后重礼节”
，以维护社会制度的一般原则的礼节仪文作为对人的培养教育的手段，以期人们经过礼节仪文的约束达到成为君子的目的。
再次，“重礼节，然后安处善”
，经过礼节的熏染、束缚而不觉其束缚，使生命本体既活泼流畅地生发，又能合乎礼节，悠然自得，随处而安。
第五，“安处善，然后乐循理”
，人类生命修炼到随处而安的境界，达到一种无意识的自觉状态，非外力强迫去遵循社会规范，而是生命内的本然要求。
最后，“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
[8]达到完美无憾的生命境界。
完美无憾的生命境界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企及的。
对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来说，当然应当对他们进行高尚道德情操教育与培养，使君子境界成为他们的生命追求。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教育与培养功能的有限性，承认人的本然之性的等级差异和不可更改性。
董仲舒指出，人生之初，或许本无性善性恶的区别，“夫善恶之相从，如景响之应形声也”
，[9]或许是后天的环境造就了人性的差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认识了人性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克服了孟、荀的天赋道德观。
但是，董仲舒不可能真正自觉认识到人性是社会的产物，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强调人性天生如此，不可更易。
他说：“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臛，而不革也”
。
[10]当然，尽管他说不可改，不可去，但毕竟又承认了人性“可养”
，即通过后天的教育和道德践履加以养成。
在对人性的观察与思考中，董仲舒显然存在着困惑，其理论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他在谈到人性的本原时，不可能将正确的认识坚持到底，总是不自觉地祖述孟、荀等人的人性天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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