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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春秋之义(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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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六经》的各自表述及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31]“微者,隐行也。”

[32]也就是说,《春秋》在阐发“百王之道”

时,是通过对一些隐蔽行为的分析、记述和价值判断来体现的,它所着力揭示的是历史的行动者在其行动轨迹中哪些符合百王之道,哪些背离百王之道。

为此,荀子举例说:“《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

[33]关于此事,《公羊传》的解释是,“秦伯使遂来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

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

何贤乎穆公?以为能变也。”

原来,秦穆公不用蹇叔百里的规谏而在淆函败于晋,此后,穆公吸取教训而颇知改悔,重视倾听臣下的意见,作《秦誓》询兹黄发,所以《春秋》予以褒扬。

再如,《春秋》桓公八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

《公羊传》解释说:“胥命者何?相命也。

何言乎相命?近正也。

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

明白些说,所谓胥命,就是指古代诸侯相会,仅重申约言,并不举行歃血而盟的仪式。

对于这件事,荀子说:“《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

或许仅就此而言,孟子所谓《春秋》“窃取”

《诗》之义的假说可以得到一点证明。

不过荀子又接着说,不论是《春秋》所善,还是《诗》之所非,其义都在于“不足以行得,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

[34]只要诚而有信,就不必在乎是否举行盟誓之仪。

荀子集先秦儒学之大成,作为一代宗师,应该相信对《春秋》深有研究,但他也不得不感慨而言之:“《春秋》约而不速。”

[35]即《春秋》辞旨隐约,难以迅速理解和把握。

确实如此,博学深思如荀子者,在其阐述《春秋》之微的数条中,也仅有上述两条尚算清楚,从中所见并没有太多的神秘气味和多么深刻的微言大义。

到了汉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董仲舒从《春秋公羊》学的立场出发,依据极端功利主义原则,“论思《春秋》,造著传记。”

[36]以神秘主义的形式,竭力发挥孟子倡言但从不明确予以规范的所谓《春秋》大义,将《春秋》所载二百四十余年间的故事经验加以排比推衍,以建构适合汉武帝时代西汉社会内求统一、外攘夷狄客观需要的皇权专制主义理论体系。

至此,传统中所谓《春秋》大义才基本定型,当然,这种定型依然是董仲舒的理解,并不一定是《春秋》的本然之义。

董仲舒认为,《春秋》是孔子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不得已之作,因而不可能明白流畅地表达孔子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想。

同时,《春秋》也不是以记录事实为目的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书,它在字里行间都寓有褒善贬恶的主观价值取向。

董仲舒说:“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37]鉴于此,人们读《春秋》,不在于增广见闻,而在于“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38]

这些“甚可畏”

的言辞,据董仲舒说就是蕴含于《春秋》中的义理,简言之,即《春秋》大义。

粗略分析,有这样几个方面:

(1)“《春秋》之论事,莫重乎志。”

董仲舒指出,《春秋》的记载上下几百年,横跨许多诸侯国,因而孔子将“《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

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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