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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政治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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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过：“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的科目。
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
[1]在中国中世纪，哲学、政治、法学等等虽然与欧洲中世纪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在本质上都屈从于一种神学世界观。
那么，作为中国中世纪社会统治思想设计师的董仲舒，其政治思想显然充满着宗教神学因素。
这是他思想的主流方面。
不过，也应该注意到，由于董仲舒的时代，地主阶级正处于上升的阶段，他们的历史责任感、社会责任心还不至于像后期传统社会地主阶级那样淡薄、那样不负责任。
因此，董仲舒的政治理想尽管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但其中总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合理的内容。
董仲舒虽曾一度从政，凡相两国，但从总的方面来说，他是学者而不是职业政治家，所以，在他的某些政治见解中，难免有不合乎现实需要的失误或不明晰之处。
诚如他自己坦率承认的那样：“若乃论政治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
[2]然而，又正因为如此，他的某些政治见解就不同于那些急功近利的政治实践家缺乏远见，而更显得严肃、诚实和充满着知识分子的浪漫与天真。
董仲舒的政治理论主要是借助于“天人合一”
这一具有神学特征的思维模式进行表述的。
汉武帝在第三次策问时批评董仲舒前两次的对策“条贯靡竟，统纪未终”
，希望董仲舒能详细地解释一下所谓“天人之应”
问题。
于是，董仲舒在第三策中着重谈了天人关系问题，对天的内涵和天的道德属性以及天的作用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了规定和描述。
他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无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法以导之。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3]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进行类比，这实际上是要从自然界最简单的事实中推衍出人类社会应当遵循的最一般的规律。
显然，这是具有神学特征的政治理论，它反映了人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因而很难一概斥为有意的伪造。
欧洲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基督教会利用宗教把世俗国家政权神圣化，以神权和王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进行有效地统治。
“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
[4]这些享受着国家俸禄的僧侣们，为了论证中世纪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必然推论出在人间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天国世界，以期以美妙而动人又无法证实的未来对现实中的苦难生灵进行勖勉安慰，从而达到稳定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
不过，僧侣们构筑的天国世界并不仅仅是彼岸世界，并不是此岸世界的人们一律可以进达的开放地区，而是人间世界的主宰者，此岸世界的人们进入天国的门票是否能顺利得到，取决于彼岸世界对此岸世界的每一个人的行为的考察与评估。
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人世间的秩序和安排，都来源于上帝的永远的正义和永恒的法律，他在《上帝之城》一书中指出：“生命有限的人与永恒上帝之间的和平，是一种有秩序的服从上帝，并丝毫不差地忠实执行永恒的法律。
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是一种互相协调；一个家庭的和平，是在各成员之间实行一种有秩序的统治与服从。
一个城市的和平，是在公民之间实行一种有秩序的命令与遵守，上帝之城的和平，是上帝和上帝创造物之间达到最高度的有秩序的一致。”
[5]奥古斯丁遵循的真理标准，就是相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冥冥之中关注和左右着现实社会的存在。
画鬼容易画虎难。
当社会全体成员都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下，先知先觉者当然比较容易地描绘出自己理念中的鬼、神及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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