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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外重视礼仪的中国传统社会，服饰上的等级象征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关系到“以贵之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
的大事，是治国安邦的重大举措，“若去其制度，使人人从其俗，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
。
董仲舒强调指出，凡衣裳之初生，或许仅仅是为了盖形暖身的实用目的，“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盖肌肤血气之情也”
，而是为了“明尊卑之别、上下之序的政治目的”
。
[8]
在上下之序中，君主处于这个序列的最顶点，因此，如何规定君主的地位、权力和义务，也是董仲舒一直认真思考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
他指出：“缘臣民之心，不可一日无君。”
[9]中国传统社会的客观现实造成了需要君主集权的社会民众心理，要君主集权，就必须建立和巩固大一统的中央专制政府，就必须承认拥有稳定地位和至上权威的君主为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由乱达治、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
这一点正如孟德斯鸠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君主的威权是一种巨大的动力，应该能够毫不喧器地运用自如。
中国人夸耀他们的一个皇帝，说他像天一样地统治着，也就是说，以天为典范。”
[10]这一重要思想在董仲舒之前虽然有荀子、韩非等人提及过，但像董仲舒那样进行严密的哲学证立则是前无古人的。
他说：“君人者，国之本也。
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无以兼人，虽峻刑重诛，而民不从是。
是所谓驱国而弃之者也，患孰甚焉。”
[11]将“崇本”
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这确实是董仲舒的一大发现，对后世的中国政治实践和民众心理的塑造，都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为了维护君主的至上权威和绝对尊严，就必须遏制另外一些人（实际上是除君主之外的社会全体成员）的作用。
然而，从政治实践的角度而言，人不是蝼蚁，也不是顽石，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超出一般生命物体而具有思想的本领。
换言之，人的一个最根本也是最复杂的属性，就是人具有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强烈愿望。
在某种意义上说，董仲舒充分注意到了人类这一根本属性，但出于如何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需要，他必须面对这一艰巨的理论挑战，必须从理论上对这一挑战作出积极的回应，以便确立稳定而有序的君主专制政体。
他认为，作为独立的个人，自然具有思想与行为的绝对自由，但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需要，个人的这种强烈愿望必须要有所遏制，一切行为的唯一准则只能以君主之所是为是，以君主之所非为所非，甚至“臣有恶，君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
。
[12]只有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威信和地位，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这个权力、权威的基础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但又是人人必须遵循的贵贱有差等。
董仲舒说：“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舍其位者也。”
[13]因此，他对那些僭越的“乱臣贼子”
深恶痛绝，并强化传统儒家的伦理意识，强调“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宜死”
。
[14]庄严、肃穆而毫无回旋余地之情跃然纸上。
不过，董仲舒虽然强调君主的权威，但他也反对盲从君主，他说：“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
[15]关键要看君主的行为是否上承天意，下顺民情。
因为王之所以为王，就在于他上奉天，下顺民，“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
。
[16]简言之，董仲舒的意思是，从臣民方面而言，为维护君主专制的有序和稳定，必须绝对服从君主；而从君主方面而言，君主的行为应该上奉天之意，下顺民之情。
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大一统专制社会的实践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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