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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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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后学的分化变质，势必削弱董仲舒思想学说在汉代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
而恰当此时，足以与董仲舒思想学说相抗衡的另一种思潮蓬勃发展起来，并最终分享董仲舒思想学说一度拥有的对汉代最高法典的解释权。
这就是江公、尹更始、刘向一系的《谷梁》。
因此可以说，董仲舒思想学说面对的第一次遭遇战，不是儒学之外的“异端邪说”
，而是当年被董仲舒战而胜之的儒学内部，确切地说是《春秋》学内部的另一分支。
《谷梁》学是与《公羊》学并行发展的一种思想学说，它也渊源于子夏，中经荀子的传授，汉兴之后，由申公传瑕丘江公，江公为武帝时博士，与董仲舒同时。
在推翻黄老之学的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公羊》、《谷梁》曾结成统一战线，前赴后继，终于将黄老之学逐出历史舞台。
但在此之后，为了争夺最高法典解释权的独占地位，《公羊》学与《谷梁》学的统一战线终于瓦解，互为仇雠，展开了一场不下于与黄老之学激烈斗争的内部争夺战。
然而由于种种机缘巧合，董仲舒一系的《公羊》取得了胜利，《谷梁》依然处于在野的地位。
当时的情况是，“仲舒通经，能持论，善属文。
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仪，不如仲舒。
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
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大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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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谷梁》学虽然遭到武帝的冷遇，但武帝卫太子刘据学通《公羊》之后，“复私问《谷梁》而善之”
；而江公虽然没有在政治权力结构中谋得什么地位，但退而传学，培养人材，以期在适当的时机起而反扑，夺取最高法典的解释权。
历史没有辜负江公的一片用心，江公“传子至孙为博士”
，特别是鲁人荣广、皓星公等从学于江公，不仅使《谷梁》学得以继续流传，而且使其势力逐渐获得扩展，只等待时机成熟，便可与《公羊》学再决雌雄。
荣广字王孙，高才敏捷，全面继承了申公、江公一系的鲁学传统，能尽传其《诗》、《春秋》。
当《公羊》势力相当鼎盛之际，他勇于站出来向《公羊》挑战，与齐学《公羊》大师眭孟等人辩论数次且每每胜之，为《谷梁》学赢得了相当的信誉，“故学者颇复受《谷梁》”
。
另一方面，荣广也竭尽全力培养弟子，广植势力，弟子知名者有沛人蔡千秋，梁人周庆、丁姓等。
他们后来都对《谷梁》战胜《公羊》立下了汗马功劳。
蔡千秋也曾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
，深得《谷梁》之精神也，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谷梁》学取得与《公羊》学同等的地位。
当然，《谷梁》地位的上升，决非一人一时之功，而经历了武、昭、宣三朝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最后以石渠阁会议的召开为标志。
宣帝为武帝卫太子刘据之孙，在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生命磨难之后继承皇位。
他上台伊始，便有为乃祖父刘据彻底翻案的用心，更有彻底抛弃汉武帝思想路线和基本政策的意思。
当他得知刘据本好《谷梁》，遂诱导性地询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史高，期望由他们提议提高《谷梁》学的地位。
而恰巧这几个人皆为鲁国人，深受以《谷梁》为代表的鲁学影响，对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早有怨言。
于是他们众口一辞，皆称《谷梁》本鲁学，《公羊》乃齐学，宜兴《谷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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