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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正其谊不谋其利”
一语，“初见极好，细看全疏阔。
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
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
。
[20]像这样对董仲舒思想的价值进行全盘否定，恐怕也很难说合乎历史真实。
其实，从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不可避免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时代局限性。
谈论董仲舒的思想价值也决不能脱离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条件，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那么，伟大之处可能正是藐小之点。
如我们已经分析的那样，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
的思想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条件而提出的稳定社会有序状态的对策，如果离开了“传统社会”
这个条件，这一见解的理论价值固然要大大地打个折扣。
像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颜元，基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蓬勃发展的客观现实，将经典儒家的观点解释为也极端重视利，“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
……利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
利者，义之和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
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的口号。
仅就颜元的思想价值来说，这一点无可厚非，他对经典儒家的解释虽不一定合乎经典儒家的原貌，但毕竟合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积淀的一般规律，自有其价值所在。
但是，颜元不顾其前此“传统社会”
的历史条件，指责“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
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
[21]则亦未免苛求古人之嫌。
苛求古人自然不对，但不分精华与糟粕，一味地颂扬古人也很难说正确。
在董仲舒之后一千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董仲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际享受着相当多的人的盲目崇拜与颂扬。
自从元代异族统治者把董仲舒拉入孔庙陪孔夫子吃冷猪肉之后，明清统治者都对董仲舒表示了极大的尊敬。
然而他们实际上是在利用董仲舒的偶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很难从学术上评定这种做法有多少合理性。
[22]
当然，对董仲舒的有意利用莫过于康有为一派近代今文学者，他们为了改变董仲舒竭尽毕生精力构思的中国传统社会，又不得不借助董仲舒的偶像“托古改制”
，挖掘董仲舒亲手建构的传统社会大厦的墙角。
康有为称：“及读《繁露》，则孔子改制、变周、以《春秋》当新王、王鲁、绌杞、以夏殷商为三统，如探家人筐箧，日道不休。
……大贤如孟、荀，为孔门龙象，求得孔子立制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奥义，不可得焉。
董生道不高于孟、荀，何以得此？……故所发言轶荀超孟，实为儒学群书之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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