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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昧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2]
换言之，异端思想家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正统思想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称的“统治阶级思想家”
，不论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何，然而正是他们的思想、主张构成了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不仅他们本人往往是时代的骄子、时代的杰出人物，而且他们的思想观念必然的是那个时代的理性升华，代表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稳步发展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说，正统思想家和异端思想家对社会的前进运动起着难以区分高低优劣的推进作用，他们的存在与价值是对立的统一。
试想离开正统思想家，社会完全按照异端思想家指引的方向前进，那么历史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更何况“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述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
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
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人说来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
。
[3]因此，所谓正统思想家不如异端思想家对历史的贡献大云云，即便不是错误的，那也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而苛求于古人，至少是希望正统思想家具有双重人格，即一方面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代表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反对统治阶级。
这怎么可能呢？
当然，今天看来，作为正统思想家的董仲舒，其思想成分确实存在许多消极的，不利于社会前进与发展的东西，特别是其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着神学的迷雾。
他对那些被同时代人尖锐批评为“闳大不经”
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乃至方士之术，都毫不例外地加以吸收，大力颂扬，其著作中关于求雨、止雨的宗教仪式的设计几近巫师的表演，既荒唐又可笑。
不过，透过复杂的历史背景，站在同情理解的立场上，我们看到董仲舒企图通过公开行贿的手段使“天”
（上帝）降福祛祸，其愿望不可谓不善良，其精神不可谓不虔诚。
这一方面表明董仲舒试图运用神学的形式表达其人学思想，因为在这里，董仲舒最关心的是如何调动包括天、神在内的一切因素为现实政治、社会生活服务，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神的立场上，因此，董仲舒的神学思想在本质上是积极用世的而不是消极避世的，是为人着想而不是为神着想。
比如说，董仲舒津津乐道的阳尊阴卑，表面上看荒诞不经，而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理论、防止女主、外戚集团专政等世俗问题寻找自然科学的依据。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那个时代的所谓大思想家，所谓经学大师，其思想见识也不过尔尔。
董仲舒的思想当然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既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必然反映，也是董仲舒前此思想资料的逻辑继承。
通观中国思想发展史，各种观念差不多都萌生于夏商社会，体系于商周之际，繁荣于春秋战国。
当是时，百家林立，相互诘难与争鸣，各家学说都得以充分地表现。
但是，随着秦王朝剪灭六国的刀光剑影和楚汉之际气吞河山的统一呼声，中国社会由诸侯专政、小国林立的分散局面向大一统的传统国家逐步过渡。
相应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一个如何筛选各家思想的精华、淘汰其槽粕或不合时宜的那些部分的历史任务。
经过商鞅、荀况、韩非、李斯以及贾谊诸人的努力，到了董仲舒的时代，这一任务基本上大功告成，只等待出现一个巨人对先秦以来思想的发展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综合，以形成适应于那个时代需要的新的理论体系。
时代需要思想巨人，社会必然贡献出来。
董仲舒思想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样一种时代需要。
董仲舒作为汉代经学的开山者，特别是作为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企图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的中国思想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他成功地建立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思想体系，并有效地吸收、糅合了儒学之外的其他学派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名学、墨学、法家、道家乃至巫术、方士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旧时代”
的最后一位思想巨匠。
另一方面，董仲舒又是“新时代”
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他立足于现实的前提，适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意识形态领域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显然有助于刚刚建立起来而在此后持续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这个意义上说，董仲舒又属于“新时代”
的第一位思想巨匠。
当然，如前所述，董仲舒从来不是一个纯正的儒者，他博学多闻，思考深沉，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一切旧有思想资料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粗略地看，他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学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和人文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道家轻人事和墨家看神力的思想成分，从而构成具有人学内容和神学形式的矛盾的思想体系。
诚然，“在科学中，内容和形式在本质上是结合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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