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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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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教社社章规定，常务理事负责召集理事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三次。
为进一步确定社教社核心成员名单，深入讨论起见，笔者从召开时间、地点、出席理事以及理事会变动等明细，整理了1932—1938年期间社教社先后召开的18次理事会会议[6]，如表6-2所示。
表6-2社教社理事会召开情况一览表（1932—1938）[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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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2可见，1932年6月11日—12日，社教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召开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议加推梁漱溟、庄泽宣、董淮为理事；舒新城、尹全智、张一麐为候补理事；推举赵冕、俞庆棠、孟宪承为常务理事，高阳、李蒸、尚仲衣为候补常务理事，第一届理事会正式确立。
就举办时间、频率和地点看，1932、1933年各举行三次理事会，1934、1936年各四次，1935年两次，1937年一次（因战争发生8月份第五届青岛年会被迫取消）。
为经济计，每一届理事会都会利用年会期间召开理事会会议，如第一届年会在杭州召开期间，同时举行了理事会第二、三次会议，五、六次会议则利用山东济南第二届年会期间举行，八、九次会议在河南开封（第三届年会），第十三、十四次会议在广州（第四届年会）。
除此之外，理事会召开地点基本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和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两处进行，分别为无锡5次（第一、七、十一、十五、十七）和南京4次（第四、十、十二、十六），会议主席从参会代表中推选，18次理事会议中共有25人次担任主席，其中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淮担任5次（两次为联合主席）居首位，陈剑修为3次，孟宪承、高阳、李蒸、钮永建、梁漱溟各为2次，赵冕、庄泽宣、俞庆棠、彭百川、雷沛鸿各为1次，与参会次数、社会声望，以及会议召开的地域均存在相关性。
出席理事会会议是理事成员热心社务的指征之一。
为了进一步厘清社教社理事会核心成员，笔者将对这十八次理事会出席情况做详细统计。
为清晰起见，下面将理事和候补理事分别列表，个人委托代表出席[8]计入出席次数，请假情况[9]不予考虑。
表6-3社教社第一至四届理事出席理事会议情况一览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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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6-3所示，社教社理事会理事中，按照任期情况和分工情况，可以分为常务理事、第一届理事、第二至四届理事和第一至四届理事。
常务理事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俞庆棠、赵冕连选连任第一至第四届常务理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两人均保持全勤状况，总干事俞庆棠除因赴丹麦考察、委托赵冕代表出席第四次会议外，其他17次均亲自出席；赵冕因未出席第四届年会，委托崔载阳代表出席第十三、十四次，之后委托甘豫源代表出席十六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未参加。
另一种情况是孟宪承和梁漱溟，前者为第一届常务理事，其任期内仅出席1次理事会，缺席5次；梁漱溟以理事身份首秀了第六次会议，在其担任常务理事任期内的第七至十八次会议中，出席了第十一、十三、十四、十六、十八次会议，第八次会议委托山东邹平实验县县长王怡柯代表。
很耐人寻味的是，第一届年会在杭州召开，作为常务理事、年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的孟宪承却因“事务繁忙”
没有出席年会，年会期间召开的理事会自然缺席，而在其担任理事期间，却先后出席理事会议10次之多。
梁漱溟担任第二至四届常务理事，在其任期内出席5次，加上其担任理事期间出席的1次，18次理事会一共出席了6次。
从出席数据看，工作在社教社大本营的俞庆棠、赵冕以及曾在此工作的孟宪承，更热心社教社的社务工作。
第一届和第二至四届理事名单变化，主要涉及傅葆琛、刘绍桢与陈礼江、彭百川，第一届理事傅葆琛自第二届后，调整为候补理事，陈、彭二氏则从候补理事进入理事名单中。
傅葆琛在其理事任期的第一至六次会议中，第一、五、六次分别委托高阳、赵冕（2次）代表，之后作为候补理事，第八次会议委托赵冕代表、从未真正出席过理事会议；刘绍桢在其任期内出席了第一（甘代）、二、三次会议，缺席3次。
陈礼江在其担任第二至四届理事期间，亲自出席6次，委托代表出席3次，共出席9次；彭百川理事任期内亲自出席4次，委托代表4次，共出席8次。
除去这些特殊的，余下理事出席情况从高到低排名情况一次为：高阳（17）、甘豫源（15）、雷沛鸿（14）、董淮（13）、李蒸（13）、陈剑修（10）、钮永建（10）、尚仲衣（6）、庄泽宣（2）。
尚仲衣、庄泽宣的排名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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