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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社员开会便利，国立中山大学专门将社员宿舍安排在校内教职员宿舍（图2-6）。
在筹备委员会的精心准备下，第四届年会如期在中山大学召开。
图2-6国立中山大学为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出席社员提供的宿舍（1936）[139]
年会筹备委员会非常注重会议氛围的营造。
社友方惇颐用白描式样的笔触，呈现了即将召开社教社第四届年会的国立中山大学校园景色：“本届年会的会址定在广州文明路中大旧校，在开会的前几天，我们在文明路上便可看见一条橙色布条高高地横在马路当中，上书‘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会场：国立中大大学，会期：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等字样。
中大正门前悬着‘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开幕典礼’的鲜花匾额。
由正门进去，经一个宽敞的操场，便到了大会的会场，这是中大礼堂，中山先生当年曾在此讲演三民主义。
礼堂面前，两排鲜花，顶上的钟楼有国旗凌空飘扬，两旁伴以万国旗，极为壮观。
会场正中悬中山先生遗像，其上挂着党旗和国旗。
主席台之两侧为来宾席及筹备委员席，台下为记录席，后面则为社员席，楼上为新闻记者及旁听席。
此外筹备委员会又制定了十五条大会标语，到处张贴，社教空气布满全校”
。
1月18日，在“在纪念中山先生的学府，中山先生宣讲三民主义的地方”
，“八时三十分，主席梁漱溟先生就位。
我们的年会就在鼓乐齐奏之下开幕了”
。
在完成“唱党歌、向党旗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宣读总理遗嘱、主席致开幕词、理事会工作报告……”
[140]等议程后摄影，在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前，“总理昔日讲演三民主义及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之所”
，与会代表400余人，熙熙攘攘，给人一种“于斯为盛”
的感觉。
下图为年会开幕合影。
图2-7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开幕合影（1936）
从数字统计上看，第四届年会与会代表远超前三届年会。
很有意思的是，有两组不同的统计数字，第一组由社教社事务所统计：该届年会各省市教育厅局代表、其他来宾及社友共有400余人出席[141]；第二组来自筹备组结束会议时的统计：本届年会人员计会员221人（其中男会员184人，女会员37人），职员124人（内含名誉筹备委员14人，筹备委员15人，各部干事共95人），合计会员职员345名。
[142]这两组数字之间的差别所在，只不过第一组计算了其他来宾。
具体到与会社员省份来源，据筹备组主任萧冠英的报告称，其中广州99人，江苏41人，广西10人、湖南9人，作为上次东道主的河南代表为7人。
[143]延续前三届年会时举办地域社员占多数的局面，引发参会社员“作民”
的猛烈抨击[144]。
北平市第一民众教育馆馆长戚彬如递交了提案，但没有作为个人社员参加，原因便是“地点在广州，路途较远，用费颇多”
[145]。
而作为参加年会最为踊跃的陕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刘宰国，此届年会作为个人社员及陕西省教育厅代表参会，竟出现“远道赴会，中途病故”
的意外事件，陕西省教育厅专电会议筹备组“以期限迫促，不及改派代表”
。
[146]资料彼此印证，可知该届年会地点放在广州，是更大程度上照顾社教社高层“社的发展有普遍全国的趋势”
的雄心大略，不利于普通社员的参会，来自社会教育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普遍缺失，使得社教社年会成为一个知识精英聚合体。
实际上，兼顾了实践，学术氛围便稀薄，反之亦然，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相类学术社团中，延赓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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