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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访造贤良、扶植正绅，为推行政教合一之步骤。
（五）由各省市政府严令各地方行政机关于各该管辖区域内将所有民众分期训练，以成绩优劣为考成之标准。
[181]
该提案经过大会讨论，形成“交理事会于整理中心提案时参考”
决议。
社教社不仅通过提案、决议案来表达意见，历届年会都提前函请党政两界的代表出席，直接促进政教两界联合。
如第一届年会出席的有：中央党部代表杨栋林、教育部代表彭百川、浙江省党部代表胡健中、江苏省教育厅代表相菊潭、福建省教育厅代表钟道赞、浙江省政府代表王继曾。
[182]第三届年会应邀出席代表增加到41家；第四届年会邀请到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代表区芳浦、教育部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以及山东、广西、河北、河南、江西、湖南等教育厅代表，“诸先生暨来宾旁听社员等计四百余人，济济一堂，情形异常热烈”
[183]。
理事会更是频频在年会上强调，希望中央最高的党政机关继续给予该社指导帮助，如第三届年会总干事俞庆棠致闭幕词中谈道：“本社社员都是在社教埋头工作的人，平时或没有多少机会，能够与政府常常接近。
我们只有希望中央最高当局顾念民族的危机和我们为民族努力的诚意，能够注意到我们的事业，而常常予以同情与指导”
。
[184]社教社事业开展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开发西北’的一个口号，在今日到处可以听到，同时也有许多事实表现着，譬如本社在洛阳创设实验区，本届年会在开封举行，皆含有这种用意。
原想乘年会之便，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以便协助该处教育之改进。
会前即订定了办法，公开征求团员。”
[185]质言之，社教社的洛阳实验区开办、年会地址的选择以及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等均为响应政府“开发西北”
号召，将社教社事业发展归置于政府工作计划的同轨道内。
图3-16政学两界为洛阳实验区筹建时的题词（1934）[186]
图3-17政学两界为洛阳实验区一周年题词书影（1935）[187]
社教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实验区的初衷是“倡导中原及西北之社会教育，并研究及实验中原及西北之社会教育问题”
，在实验区筹备及一周年之期，社教社社刊《社友通讯》先后推出专号，“洛阳实验区筹备专号”
请来知名社员陶行知题写标题，还请了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齐真如、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及社会名流王次甫、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题词助威。
“洛阳实验区第一年实验专号”
，更是不惜拿出三期合刊的篇幅，不仅请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题写专号名称，还邀请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第四陆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盛士恒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等行政要员、社会名流题词造势。
1935年洛阳实验区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添聘祝绍周为董事，刘峙、戴季陶、陈立夫、张继四人为名誉董事，“此次所聘之董事暨名誉董事，或则提倡开发西北，或则热心社会教育，洛阳实验区区务，今后之能长足进展，当为意料中之事也”
[188]。
显然，政界人士的身份更为社教社所看重。
除积极邀请党政界人士参会，社教社还通过一系列决议案，积极配合政府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救亡、复兴民族成为时代强音和最大政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必须直接间接面对这个问题。
中国社教社的历届年会，多有围绕该主题的特别议案通过，以民间立场，积极配合着政府的对敌策略。
第一届年会，雷沛鸿、俞庆棠与赵冕等人联合提出《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救国教育案》特别议案，号召各社教机关要灌输救国教育精神，并确定救国教育的目标与方法。
经大会审查、修订案通过，并递交教育部。
教育部几乎全文采纳，以《社会教育机关实施救国教育方案》为名颁布，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遵行。
[189]第二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众案”
中心议题作为特别类议案。
1934年召开第三届年会时，东北沦亡，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民族意志消沉，有鉴于此，社教社通过《请由本社拟具华北各省救国教育办法，呈请中央采择进行案》特别提案，要“振起国族精神”
“训练青年壮丁，改善各县保卫团”
“广设民校，并改进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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