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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为“俟邹平等处办有成效时，再行呈请教育部办理”
，内部分歧已难以统一。
由此，社教社第四届年会调整思路，重新回归到社会教育地位的路径上来，希借助国民政府修改《宪法草案》之机能确定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决议推举三人担任起草委员，按照《宪法草案》应行增加有关社会教育条文起草。
[9]并特别联合中华图书馆协会，联名向立法院请愿。
该年10月28日，理事会第10次会议召开，因国民政府五中全会召开在即，理事会提议“由本社建议五中全会，请中央特别注重民众教育案”
，并公推钮永建、陈礼江、孟宪承、陈剑修、赵冕根据本会贡献要点拟定提案，“积极推行民众教育以复兴民族请愿书”
，并请由中央委员提案，随后社教社发布请愿书[10]，为社会教育地位的争取营造舆论。
1936年3月14日，鉴于国民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中未涉及社会教育人员待遇，理事会召开第15次会议，决定推举孟宪承、陈剑修、刘季洪三人为起草委员兼代表，拜谒委员，最终仅以“教育人员”
笼统说法代替原本的“学校教师”
。
或许正因为如此，1937年3月28日召开的理事会第17次会议，陈礼江、马宗荣提议，将“社会教育制度及政策问题”
作为第五届年会的中心问题之一，从表面上看貌似社会教育地位问题讨论又回到原点，实际上经过数年的呼吁和多维制度设计尝试，以更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再集中讨论，以期能得到更合理的设计方案，可惜因战火燃起，1937年8月的青岛第五届年会戛然而止，该讨论不了了之。
但揆之史实，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始终是社教社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1947年复社后，该年3月在苏州召开的第五届年会，社员余绪胜、李家骥、王倘分别递交第3、13和16号提案，提案审查组三案合一，修正为“拟请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请教育部采择案”
，大会通过“由本社推定人员，详加研究，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提经理事会通过后执行”
决议。
会后，新组建的第五届理事会第1次会议继续跟进，决议“推请董渭川、童润之、顾岳中三先生研究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提交下次理事会会议通过后，呈请教育部采择”
，顾岳中为召集人。
[11]尚未发现后续史料显示结果如何。
但不论如何，社教社对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持续关注是一以贯之的。
社教社第一届年会钟灵秀、彭百川和顾良杰向大会提交了《促进社会教育列入现行学制系统之进行程序案》提案中，铺陈了当时学界（包括社教界内部）对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纷杂主张，难以协调整合的现状。
查社会教育，应列入现行学制系统，已为我社会教育界同人及教育学者一致之主张，切望其早日实现。
顾兹事体大，究应如何排列？及与系统内原定各阶段，如何联络？抑应于现行学校教育系统外，另定一独立的社会教育系统？均为重要的先决问题。
主张纷歧，各方意思，以少接近之机会，致无集中之可能，亟应征求全国社会教育界及一般教育家之意见，集思广益，制成全国一致之有力方案，以期适用而利施行。
[12]
该提案为就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三位社员联名提议，带有几分官方意愿，加上年会前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就此问题专门讨论过，并指定以孟宪承为首的理事加以推进。
双力合一，年会提案审查委员会认为此案为“目前最切要而急得解决的问题之一”
，将之列入“特别重要”
的“特别类”
决议案。
因兹事体大，审查委员会作了如下修正：第一，由本会函请全国各重要社教机关或团体、知名教育学者、著有成绩或经验的社教人士征求具体方案。
第二，方案形式，大概分为：（1）将社会教育加入现行学制系统；（2）于学校教育系统外，另立一独立之社会教育系统（将学校与社会系统并列，参照苏俄现行学制系统图）；（3）其他。
第三，征求日期以三个月为限。
第四，由理事会成立社会教育系统草案整理委员会，整理汇编征得各案，拟成若干具体草案，会同本社理事会召开联席大会，审查决定最后采用草案后，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
[13]由此，以社教社为基地，“拥有较大制度设计表述权”
的中国近代知识精英，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域外观念的观照下，开始“社会教育地位问题”
的多维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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