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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本社社员撰文宣传改善社教机关服务人员生活之重要，及本案之意义，在本社刊物及日报杂志中发表，以期引起社会之同情。
[141]
对于后三点，大会决议案中仅以附注形式，“原案办法二、三、四各项抄送理事会参考”
处理。
这些洋溢着“官场秘笈”
的权变之法，或许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
，借助在教育部、中央行政机关和各省市教育机关的社员人脉，奔走呼吁，并在舆论上加以配合，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这些办法不便公开呈文而已。
图5-6社教社理事会发布的征集社教人员待遇问题的通告（1936）[142]
从图5-6可见，1936年11月7日，社教社理事会事务所专门在《社友通讯》上刊登通告，重申“全国社会教育同仁，对于人员任用及待遇规程，亟盼有明文之规订，以求保障”
迫切现状，希望借助全体社员的智慧，征集相关实施规程，“以备汇呈教育部采择施行”
。
从时间节点看，制定社会教育机关人员任用及待遇规程的决议案是该年1月初第四届年会通过；1936年3月14日，理事会第15次会议对第四届年会两个相关临时议案并案处理，决议“公推孟宪承、陈剑修、刘季洪三先生为起草员兼代表”
[143]，而这次通告时间已然是该年11月初，与社教社之前紧锣密鼓的节奏大相径庭。
究其原因，应与社教社常务理事、总干事人员试图变动有直接关系。
第四届年会进行期间，即1936年1月19日晚假国立中山大学召开理事会第14次会议，会议上公推梁漱溟、俞庆棠、赵冕继续担任常务理事，而常务理事公推赵冕兼任总干事，并在大会及报纸上予以公布。
[144]很有意思的是，到了1937年3月14日，理事会第15次会议上，却出现赵冕“坚辞不就常务理事、导致总干事一职更不能兼，势非另行推选不可”
的意外，会议专门有两条提议，一是已在大会及报纸上公布常务理事及总干事的第14次会议决议“应否维持原案”
，二是赵冕坚辞“究应如何办理案”
，面对如此棘手局面，理事会决议二案合并讨论：“总干事一职由常务理事商定，报告下次会议”
[145]，又将皮球踢回给常务理事们。
1936年10月25日，理事会第16次会议假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举行，会上就该问题进行比较隐晦的讨论，第14号提案“常务理事任期，明年一月期满，拟请先行改选案”
，从名称上看，赵冕似乎仍在坚持之前的坚辞态度，理事会决议为“原任常务理事应请继任，延至举行下届年会时止”
。
[146]至此，持续了差不多快10个月的社教社核心层变动风波平息。
至于赵冕为何要坚辞常务理事，目前仅见史料是理事会第14次、第16次赵冕均未出席，前次是崔载阳代，后次是甘豫源代，仅出席了发布坚辞不就的信息的第15次会议，按照社章规定，总干事是由常务理事互推产生，也就是说，在赵冕不在场的情况下，梁漱溟、俞庆棠推选了赵冕兼任总干事，赵冕因事未出席第四届年会，之后大会公布，估计也未征求赵冕意见，赵冕得知时已成既定事实，理事会第10次会议俞庆棠曾有拟辞去总干事念头，实际上，早在第二届年会闭幕会上，俞庆棠作大会发言时，大力赞扬赵冕对社教社的贡献：“还有本社的一切社务，多赖赵冕先生主持，赵先生可算是本社的灵魂。”
[147]这次是顺水推舟，奈何赵冕选择辞去常务理事之职，釜底抽薪，这次总干事改任之事不了了之。
但社务的开展，却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妨碍，由此可见稳定的社团权力架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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