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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切实办理农业推广的工作，以促进农业生产。
（17）指导各地民众运用各种新式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以促进各种工业的发达。
（18）依照各地的情形，组织妇女会，切实推行家庭教育，以转移社会的重心。
（19）根据实际的需要，组织和辅导各种合作社，积极展开业务，期能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
[18]
遗憾的是，国共两党国内战争战火重燃，社教社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
根本没有机会展开便戛然而止，无疾而终，社教社雄心勃勃的再出发计划很大程度上被搁浅，时不我与，徒叹奈何！
20世纪上半叶国人追求现代性和反省现代性并存，构成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张力，教育作为变革社会晴雨表一样的历史存在，概莫能外。
社会教育作为一种“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
的思潮，现代和传统的巨大缝裂，在这里得到一种神奇的缝合尝试。
社教社于1931年年底成立，此时“尊西崇新”
已逐渐落潮，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权势实体主导下，“中国化”
“本土化”
呼声日高，“由追求思想而变为改造现实，由高唱‘世界’而改为呼唤‘中国’”
[19]。
社教社虽以留学生为核心成员的主体，但参与其中的人们似乎不再单单“挟洋自重”
作为争夺话语权的砝码，从而表现出来一个看似悖论而又普遍存在的现实，即它的成立不仅进一步促进西方成人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而且还壮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整体声势与影响，他们在用一种去新教育、去专业化的“反省现代性”
方式，来追求中国社会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构建。
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体系里，桑代克的成人学习心理、杜威的实用主义、巴伦的现代生活课程理念与儒家传统“仁义礼智信”
、新儒家的朝会和谐相处；在他们的制度设计中，现代与传统一片融洽，在“唤起民众”
“复兴民族”
背景下，不仅塾师、地方士绅、乡村自然领袖、青年骨干重组学董会，乡村学校重新被打造成地方文化中心，而且民间艺术形式被再次重视，说书、唱戏、滩簧、国术、民谣旧形式重焕光彩，与幻灯、电影、人体挂图一起，列入社会教育方式。
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政学两界的双轨行走，身份变化为争夺社会教育的话语权力增加砝码的同时，亦沟通了政学两界，践行了“政教合一”
的路径设计。
质言之，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
为宗旨的社教社的出现，不仅仅完成了社会团体的民间力量整合，努力政学两界的联络，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了这种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的内在张力进一步深化，这一点，学界长久以来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揆之史实，社教社社团形象的“自我塑造”
大多包含一定的自我标榜色彩，“他者视野”
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相对疏离的观察，为那群35～50岁为主体的青壮年知识精英打造的社教社提供一种理性的、中立的历史理解和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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