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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考试命题的职能意味着权力，当这种职能被指定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也就意味着同时将权力授予了这个人或这个组织。
长期以来，由于具体承担着诸多考试命题的责任，教研室也就享有着强大的权力和显赫的地位。
当然，考试命题绝非教研室威信的唯一来源。
如前面提到，对日常教学的指导是教研室最本色的职能，由此衍生出了教研室及教研员在教师心目中的威信。
这种威信来自教研室自身的建构——教研活动成功有效，教研室威信便上升，反之则下降。
而考试命题所带来的威信则不同，它是被授予的，直接来源于更高级别的权力机构，由于这种权力的巨大作用和后果，造成的事实是，尽管各种升学考试命题的工作在教研室工作的比重上并不特别大，但对教研室威望的消长却举足轻重。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在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
大权在握，考验着每一个教研室，也考验着每一个教研员。
虽然我们一再声称，考试竞争由来已久，但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是，这种竞争在激烈程度上，在影响规模上，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30年，既是基础教育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考试竞争趋于加剧的时期。
无论是何先生记忆中的20世纪30年代，或者“**”
之前的“十七年”
，考试及其压力，以及与此相伴的“追求升学率”
现象，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无法与今日相比。
很简单，那时的义务教育远未普及，教育事业发展也缺少稳定的大环境，所谓“考试竞争”
，以及“追求升学率”
现象，所波及的社会面远远不像今天这样广阔，不可能如此这般地牵动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千家万户的神经系统。
各种考试的结果“性命攸关”
——关系学生个人发展的可能，关系学校排名，兹事体大，对于结果的关注和希冀也就迫切。
如此局面，必然会有人对考试“动脑筋”
，会有人企图从中渔利。
教研室不仅近水楼台，而且就在漩涡中心。
教育行政部门对于考试是最终的决策者，但如何考？考试的具体内容、具体形式、具体难度等，教研室则是当仁不让的权威，若想打打小算盘，很方便上下其手。
被人们诟病的考试问题上的不良导向，在一些教研室的确存在，不是科学、严肃地对待考试，不是尽力避免和遏制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反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巧立名目，致使考试泛滥，题海无边，比赛辅导铺天盖地，偏题怪题层出不穷，篇子、卷子排山倒海，一些教研员，一些教研室，热衷于此，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从中渔利，甚至惟利是图，结果戕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影响了他们的全面发展。
只是，这些现象毕竟不是主流，不是大多数。
更重要的是，人为地扭曲了考试的面目，异化了考试的精神，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考试本身。
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极其复杂且许多来自教育系统以外，如前所述，只能逐渐地克服和消除，同时必须对其长期存在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当然，教研组织本身责无旁贷，要致力于考试的科学化，考试手段的改善，更应该自律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各种对于学生的伤害。
三、双刃剑与地位的尴尬
有时想一想，邓小平在决定恢复高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会带来相应的副作用呢？在《邓小平文选》中，找不到答案。
毕竟，邓小平是政治家思想家，不是专门的教育家，然而他亲自出马恢复高考和中小学考试制度，又令人感觉他对此是明察秋毫的。
品读他在恢复中小学考试时的讲话，更可以推测，他是一定能够想到的，明知考试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仍然坚持恢复考试，这才显示了其非同一般的魄力和胆识。
像学校教育的许多事情一样，在这里也出现让人难堪的“吊诡”
，考试好像一把双刃剑，令教研室身份贵重，同时又宿命地背负上沉重的包袱。
考试的结果一直是人们评价教研室工作水平和效率的重要指标，即使在许多命题权力已经从教研室分离出去后的今天也没有改变。
“教研室如果不能有效指导教师对高考、中考开展研究，或者说哪一年高考、中考没有考好，那么，教研室的工作是失职的，就会受到来自行政、学校和社会各界的责难。”
[10]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各级教研室，各科教研员的共同心声。
局外人在批评指责考试压力和学生负担时会将矛头对准教育行政部门，但实际上所有批评指责最后还是会落到教研室头上，尤其是县（区）级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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