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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人员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校内群体利益之上，高校内部利益群体——包括教师、学生、行政人员等都不能把学校当成为自己谋取现实利益的工具。
保证对公众利益的关注，有助于建立和维护学校的声誉；维护校友的利益，有助于学校的长远进步。
[10]
再次，政府直接管理高校，如果不是疏于管理，就容易造成千校一面；将对高校的管理权委托给独立于政府和立法机关干预的由校外知名和有影响的人士组成学校董事会，则可以在保证对学校有效管理的前提下，保障学校的自治[11]，保证学校的特色，因为董事会面对的是特定的学校，而不是像政府一样同时面临许多学校。
最后，董事会还可以在政府和大学有冲突的时候，在两者之间起到“缓冲器”
的作用，董事会可以利用其成员的社会影响力，协调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
当然，在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的实践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明确和解决。
主要的问题是公立大学董事会的政治化问题。
无论由州政府任命，还是由公众选举产生，都无法避免董事会成员的政治化倾向，以致在决定谁能受聘董事会成员的问题上，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专业技能或学术忠诚。
董事会的政治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大学的董事会本来是接受建立者和所有者的委托，领导和管理大学，应该全心全意为大学长远和最大利益服务，然而，董事成员强烈的政治背景，使得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管理者或立法者而不是受托人，他们向一些个别的政客负责，而不是单单为学校谋利”
[12]。
许多董事缺乏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认识，既不理解作为公共的受托董事为公众服务的理念，也对学校缺乏责任心。
董事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事务管理而不是政策问题。
他们开始拥护强烈的政治议程，比如，重组课程，为强调特定的思想意识服务，以牺牲质量为代价降低花费等。
适当减少董事会中有强烈政治背景的成员的数量，增加大学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增加有管理才能和经验的成员的数量，增加校长在确定董事会成员过程中的权力，明确董事会对学校的责任，限制董事会成员的任期等措施，都受到大学管理者的追捧。
[13]
二、校长及行政系统
在大学里，行政系统通常会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抵制，学术人员和行政系统经常处于一种隐蔽或公开的对立状态，学术人员对行政系统及其权力的敌视一般来说是造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
“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大学管理’这个词隐含着消极意味”
[14]，在他们看来，大学或许本就不应是一个秩序井然的机构，因为学术活动是微妙的，学者的工作，甚至包括学生的成长，犹如艺术家的工作，无法用理性和规则来规范，所谓“为中材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
。
[15]为了天才的成长，提供“空间”
比制定“规则”
更为重要。
的确，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现代大学都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整把握和理解的机构，因为大学的新领域和复杂程度超过了所有个人的能力，能真正了解大学中的一两个领域，已经可以算是有见识的人了，而每个领域又是如此地不同。
但是，不能否认，现代大学比她在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坚定的领导和有效的管理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带来的挑战。
大学的直接领导和管理者是校长及其领导下的行政系统。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大学校长的权力，明确他们的责任，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
这个过程与大学法人化以及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运用有关。
法人化和市场化要求高校对办学的效率、质量和社会适应性独立承担责任，校长是学校的官方和法人代表，他必须对学校的所有事务承担最后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必然谋求更多的权力，而不会再将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权力大方地转让给教授。
这符合管理中的责权相称原则。
校长权力的增加得到了法律的支持。
日本2003年《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大学校长有权任命校董事会成员、副校长、其他管理人员和教师，校长还能对金融资本分配施加影响，决定大学管理结构、程序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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