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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最大的所有者和资助者，通常希望大学更多地为其政策和计划提供直接支持，而且，切断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将会严重削弱大学专业教育，像工学、商学、法律和医学教育。
因为如果教师没有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学生没有实际训练的机会，专业教育就无法保持高质量。
解决大学财政问题很重要。
很多时候，大学热衷于承担学术性低的项目，教授热衷于校外兼职，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大学财政问题得到恰当解决，这方面的**力就会降低。
但是，解决大学财政问题，主要是政府、社会和大学董事会、校长的责任，不能压在教授身上。
一些学校明确要求教师每年从校外争取数额不小的研究经费，补充学校经费不足和证明学校研究实力，一些教师被逼造假，对提高学校学术水平终究是南辕北辙。
大学有了钱，可以资助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项目，提高这些学科教授的薪酬。
事实上，大学应该将更多的尊重、荣誉奖励给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的教授，因为其他学科的教授已经在社会上获得了这些东西。
（三）跟随理性的指引追寻真理
大学作为公共机构，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
但是，大学以自己的方式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不同于其他机构。
企业服务社会的方式是为消费者提供他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并向政府纳税；医院服务社会的方式是为公众提供医疗和健康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的方式是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管理公共事务，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大学服务社会的方式是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高水平的研究，守护真理和理性精神。
真理和理性精神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符合社会根本利益，大学比其他机构更适合作它们的守护者。
大学不是企业，无须为股东利益而放弃理性；它不是政府，无须为了公众现实利益而放弃理性；它也不是宗教机构，无须为了信仰而放弃理性。
将真理和理性置于现实利益之上，不仅是大学的品质，而且是大学的责任。
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等，都很有**力，很有正当性，大学理应为之服务。
但谋取现实利益不能以抛弃自己的核心价值为代价。
就像道德的普遍价值超过任何一个具体利益的价值一样，大学追求真理和理性的普遍价值同样超越任何一个具体利益的价值。
[4]
1998年，涂又光教授在《文明本土化与大学》一文中提出，中国大学应该具有“中国文明底特色”
，“没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auyina），不算是中国‘底’大学（auyofa）”
。
[5]当前也有一些人批评中国大学不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所以，“现代中国大学精神建设，第一要务是‘知根、植根、育根’的问题”
，而中国大学的根应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
。
[6]这些论述**洋溢，却忽视了大学的基本价值。
现代大学的根基不在任何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行动方式，它的根基是理性。
大学是文化事业，应对民族文化承担责任。
大学对民族文化的责任，准确地说，是建设民族文化，而非简单地弘扬民族文化。
建设民族文化，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分析、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扬弃，也包括对外国文化批判性、选择性地引入，还包括思想和文化的创新，原则和标准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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