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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大学不断增加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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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教育不是阿卡德米和吕克昂的后裔，而是博洛尼亚和巴黎的遗产。
12世纪，古希腊哲学、数学、医学和天文学知识，以及古罗马法文本，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大量传入欧洲，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这些是全新的知识。
这些新知识冲破教会学校的束缚，创造了专门的学术职业，吸引各地求知欲旺盛的青年，他们不怕山高水长，来到博洛尼亚和巴黎，组织学术行会（uas），即早期大学的雏形。
[1]所以，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出现，与新知识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与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探索知识的精神冲动有密切关系。
然而，“精神本身并不能创造大学”
，大学在当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只有在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的社会背景中才能出现。
巴黎著名教师阿贝拉尔（PierreAbelard）直言，是贪婪和野心促使其从事教学；而一位宫廷宠臣则说：“有两样东西促使人们去刻苦学习法学，那就是追逐权力和追求名望以满足虚荣心”
。
从一开始，大学就受到人们探索真理的冲动和获得实际训练的需要共同推动。
[2]博洛尼亚12世纪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法律教育中心，显然不能全然用偶然性解释。
意大利北部是当时欧洲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博洛尼亚正处于商道交汇枢纽，商业活动需要法律规范；城市自治在这个地区得到最好发展，自治城市管理也需要规范；帝国皇帝希望通过罗马法的应用使其统治合法化。
11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BarbarossaFriedrichⅠ）签署《安全居住法》，确认知识的无上价值，并给予在博洛尼亚学习法律的学生特别保护。
这些因素使传统罗马法的价值被重新认识，研究、传授和学习法律不仅可以满足学生们的求知欲，还可以为他们带来声誉和实际利益，而后者基于社会公共活动、商业活动以及帝国统治者对法律的需要。
不仅世俗统治和社会公共活动对大学有需要，教会也需要：教会希望在大学教学活动中，辩论相互矛盾的信仰，使合乎理性的教义得到张扬；通过对大学的控制，反对和打击世俗政权的权力和野心；教会希望大学培养能够为教廷服务的人员。
事实上，早期大学“首先和在根本上是神职人员的机构”
[3]：教会特许状是大学获得认可最重要的证明；教廷经常拥有对大学的直接管理权，包括直接干预大学教育活动；教会通过为教师和学生发放圣奉给予大学最多的资助；教会接纳了最多的大学毕业生。
大学要满足教师和学生的求知欲，人们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知识发展本身就具有特别价值，同时，大学也要服务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这是大学的责任。
每个机构都因其责任而存在，大学也不例外。
然而，在其历史早期，大学的责任相对来说比较单纯。
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水平不高，大学主要是满足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同时满足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领域对人才的需要：教会需要神职人员和教会法人才，社会公共生活需要民法人才和医学人才。
与此适应，早期大学除了作为基础教育的文学院之外，还设置神学、法学、医学三个专门学院。
教育是大学唯一重要的工作，甚至19世纪的约翰·亨利·纽曼（JohnHenryNewman）主教依然坚持，大学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为目的”
[4]。
至于研究，则是教师私人的事情，学校对教师的研究工作既不会提出要求，也不会特别提供条件。
当然，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依然重要，对其在学校的地位也是重要的。
早期大学并非像它在今天一样构成对知识的垄断。
在中世纪，只有很少的医生接受过大学教育，而且在医学行会中，与没有医学学位的医生相比，前者也不具有任何优先地位。
大学中的神学学习经历不是成为牧师的必要条件，在其他行业，大学学习经历更不是必要条件。
这并不意味着从事这些职业不需要专门知识，而是揭示在当时大学并非知识传播的唯一重要途径，很多知识传播是在大学之外进行的。
研究工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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