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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力量。
依据人们的收入、财富、影响力、社会地位、年龄、种族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特征的不同，人类社会可以被分为不同的阶层。
由于人们的这些不同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不同的社会劳动分工，所以，不同的职业一般被作为区分人们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尺。
在古代社会，社会阶层（包括职业）多是世袭的，因此也是固定的，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很少垂直流动。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使社会下层成员通过努力也有机会在仕途飞黄腾达（所谓“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堂”
），尽管他们的机会比社会上层成员要少得多，但也已经可算作古代社会的一个特例了。
在社会阶层流动这个问题领域内，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这些不同包括，现代社会普遍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取代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越来越成为谋求好职业的一个主要条件，结果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比古代社会有很大增加。
布劳（P.M.Blau）和邓肯（O.D.Dun）1967年对美国社会阶层流动问题经典性的研究证实了这个判断。
他们研究了父亲职业与儿子职业之间的关系。
他们研究了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间接的（父亲职业通过影响儿子所受的教育影响其职业）；另一条路径是直接的（父亲职业与儿子职业之间的关系，控制儿子受教育程度这个因素）。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第一条路径是明显有效的，而第二条路径的效果则不明显。
在对这个结果的分析中，他们引入了“知识精英社会”
（meritocraticsociety）概念，布劳和邓肯把他们的发现归结为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知识精英社会”
的兴起：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选择较高阶层职业的成员越来越依据个人的成就水平（受教育经历代表了个人成就水平），而家庭背景在其中发挥的影响正在减少。
[3]不过，由于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经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布劳和邓肯认为，美国社会既不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不是为所有人提供了相等的机会的社会。
尽管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教育对人们的职业的影响有一些不同，但布劳和邓肯的结论还是有较广泛的适用性。
人们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合理的、经常的流动是社会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
教育机会不平等是造成社会阶层固定化的原因之一。
在今天这样一个以知识和能力为人们获得成就的主要条件的社会，那些在受教育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在未来的发展中肯定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能改变普遍存在的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子女有更优越的受教育经历，从而他们可以轻易地取得社会地位高的职业这一状况，那么，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率，而且会威胁到现代民主制度。
所以，大学教育机会不能简单地当作商品。
商品可以使用或者欣赏或者享受，有钱人可以拥有更多，享受更多，但是现代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个人获得生存必需品，也有责任保证平等地分配社会晋阶的阶梯，而不是任由学校把这些阶梯当作一般商品在市场上兜售，至少公立大学受教育机会如此。
所以，国家大学教育政策不仅是一个教育和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随着各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贫弱人群为争取获得接受教育机会而不断努力，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广泛支持。
各国政府都充分认识到教育平等对社会平等的重要意义，在政策制定中都相当地重视实现教育平等。
瑞典教育学家胡森（T.Husén）说：“若干年以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就教育问题进行的政策讨论中，‘平等’已变成一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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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满争议的理想
研究社会平等问题，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人一出生就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可能是由遗传造成的，也可能是由家庭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人们是带着不同的智力水平、能力倾向、气质特征，降生到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之中的（“人人生而平等”
，显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
这使受教育机会平等问题复杂且充满争议。
（一）保守主义方案
保守主义（servatism）是西方右翼政党的政治学说。
这种学说的精髓乃是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人类的生存以紧张状态为其特征，而政治活动可以使之缓和，但是绝不可能使之完全消除”
。
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邪恶、苦难和不公平等，是人类无法摆脱的生存状态，明智的做法不在于用宏大的乌托邦去根除它们，而在于以温和的措施去抑制和减少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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