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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除信奉奥林匹亚山上诸神之外，各城邦还信奉自己专有的神。
雅典人信奉“说理”
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他们是雅典民主的象征，苏格拉底不相信他们，也是出于对雅典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蔑视。
一般情况下，宽容的民主制度可以容忍这位哲学家在公共场合宣扬他的思想，但是，当民主制度受到威胁的时候，像在公元前411年、前404年、前401年民主制度两次被推翻和一次有被推翻之虞的时候，雅典的民主派对苏格拉底就难以容忍了，特别是在这三次政变中，苏格拉底的富有且地位显赫的青年追随者都起了领导作用。
于是，三位公民出面，对他提出控告。
在审判过程中，他对法庭的蔑视激怒了陪审团，他终于被判死刑。
[3]
另外一个问题，在雅典，人们有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呢？苏格拉底判罪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事件，还是众多类似事件中最著名的一个呢？
根据罗马帝国时期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伯里克利的生平》记述，在伯里克利（Pericles）统治时期，雅典有禁止不信超自然现象和教授天文学的法律。
伯里克利的情妇阿斯巴西亚（Aspasia）和他的哲学教师阿那克萨戈拉斯（Anaxagoras）因为不敬神而遭到起诉，在审判时，伯里克利痛哭流涕才救了阿斯巴西亚，但“他极为阿那克萨戈拉斯担心，把他送出了城市”
。
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他甚至发动了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战败，雅典开始衰落。
现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提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虽然常常被称为希腊的启蒙时代，但是，至少在后半叶，也是普遍迫害自由思想家的地方”
[4]。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系列的异端审判，受害者包括大多数进步思想领袖，除苏格拉底之外，还有普罗泰戈拉斯（Protagoras）等。
但是，在斯东看来，普鲁塔克的写作时间是在苏格拉底审判大约5个世纪之后，而且，他的记述起源于雅典喜剧诗人赫尔米普斯（Hermippus）的一部已失传的剧本，所以，普鲁塔克的传记未必可信。
斯东用古典文献中的相互矛盾证明自己的观点。
在公元前307年，雅典推翻马其顿扶持的独裁者之后，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哲学家未得议会明确许可在雅典开办学校的法律，但由于不符合雅典言论自由的传统，这项法律不久就被废除了，提案人还受到罚金。
斯东认为，“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哲学在雅典享受到了自由”
。
[5]
判断关于雅典学术自由状况的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哪一个更接近实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确实因为怕受到牵连而逃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公元前404年独裁政权领导人的亲戚。
在40岁时，柏拉图返回雅典，开办阿卡德米学园，学园被认为是西方大学的最初原型。
关于学园的研究和教学，我们只知道方法灵活多样，鼓励学习者自己探索，而且取得了辉煌成就，不过，这些并不能透露很多有关学术自由状况的信息。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浦二世（PhilipofMa）击溃雅典联军，成为全希腊的统帅。
公元前336年，腓力浦二世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theGreatAlexander）继承王位。
亚里士多德曾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并且一直与马其顿宫廷保持密切关系。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雅典人掀起了反马其顿的运动，亚里士多德逃亡。
对于他逃亡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他受到“渎神”
的指控，他不希望雅典再犯类似于苏格拉底审判的错误。
如果真是这样，雅典的学术自由就是有限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他的逃亡仅仅是由于他与马其顿人的密切关系。
无论雅典的学术自由状况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罗马的学术自由状况不会比雅典更好。
罗素在他的哲学史著作中提出，罗马帝国时期的特点是“屈服与秩序”
。
[6]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学术自由命运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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