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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在看来,中世纪时期政府对大学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模式”
已经不合时宜了,现代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在高等教育管理中行使公共权力:(1)高等教育机构多接受公共财政支持,政府有责任保证所有公共财政投入和支出符合最大公共利益;(2)高等教育是一项对公共利益影响深远的事业,政府有责任保证这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并为公共利益做出最大贡献。
不能期望高等教育机构总能自动地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没有人否认政府适当介入高等教育管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政府介入高等教育管理时应非常地克制和节制。
德里克·博克说:“我们的学院和大学已成为国家的非常宝贵的财富,因此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过多地进行限制和削弱其功能。”
[7]高等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和专门性并非高等教育之外的机构和人员可以完全理解的。
所以,“拿破仑法国的微观管理模式”
与大学自治的理念背道而驰,不断地遭到抨击。
克拉克·克尔认为,对于高等教育,特别是对其中的研究型大学,政府应采取“宏观指导模式”
,利用大学教学人员帮助高教系统,把微观决策让给学术当局。
把大学放在国内和国际彼此竞争的环境中,而不是采取琐细的官僚主义控制的比较统治主义的方法——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凯恩斯的方法,不是计划经济。
宏观指导包括:①在大学之间划分使命,确保对社会服务的平衡;②全面决定入学政策;③教学和科研财政资助政策;④提供管理模式,平衡教授会和公众利益和学生市场的影响;⑤控制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在经济和政治上利用的规则。
这种宏观指导要求高层次的政治家风度。
[8]
政府克制地对高等教育系统“远距离驾驭”
,即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广阔的选择空间,把大部分细节和具体工作留给学校,并适度地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是近年来国际高等教育政策发展的趋势。
[9]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谨慎地处理其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和维护大学自治的关系。
因为前者经常要求政府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扩大高等教育为公众服务的范围,以及更加密切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这经常激起政府更多插手高等教育事务的冲动。
管理者通常非常坚信管理活动的积极意义,而忽略管理活动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或者对其视而不见。
不用怀疑政府涉入高等教育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但为实现积极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未必就一定取得积极的效果。
政府管理人员与其他人一样,也会犯错误,而且还会由于他们对作为管理对象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复杂性及其学术活动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而增加做出错误决定的几率,比如,试图插手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对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甚至教学方法的选择施加影响等[10]。
政府政治官员的任期制使他们容易采取急功近利的措施,各政府部门为了显示自己负责事务的重要性经常给学校布置无法同时完成的任务[11],政府官员为了向上级和公众表明他们在积极工作,经常制造一些事端,而让高校应接不暇,扰乱了大学正常工作和改革发展规划的实施,等等。
大学在探索中犯了错误,损失仅限于一所学校,而政府犯了错误,损失的就是一国的高等教育。
政府官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并不是高等教育学术事务的称职的管理者,因此,他们应该坚信,在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中,克制是一个值得珍视的原则,并且,政府有责任让公众相信,高等教育机构适度的自治,符合社会和公众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依靠公众的力量对高等教育不适当地施加影响力。
政府不仅要谨慎地对待涉入高等教育事务的范围和深度问题,也要仔细地挑选影响高等教育的途径和手段,要了解每个途径、每种手段的效果和风险。
政府官员们并非总是花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因此,选择了糟糕的策略和办法是导致政府不明智地干涉行为和大学不必要行政负担的一个主要原因”
。
[12]
政府影响高等教育的手段,主要有通过市场机制,程序性要求和实质性规定。
[13]
通过市场机制影响高等教育机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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