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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众化和普及化使得高等教育成为与一般民众关系密切的事业，也正是由于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质量与精英时代相比不可避免地降低了。
在我国，还因为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而造成生均教育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降低。
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是政府和高校的共同责任。
竞争机制有助于激发高校提高教育质量的积极性，像市场中的企业一样，提高质量是高校在竞争中占得先机的必要条件。
高校要保证本校的教育质量，需要争取到更多的教育资源，需要招收高素质的学生，招聘高水平的教师，提高管理效率。
资源要向政府和社会争取，有竞争，质量高的学校比质量低的学校更容易争取到；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提高社会公信度，才能招收高素质的学生；要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待遇、优越的工作环境、广阔的发展空间，方可招聘到高水平教师。
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对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估，是政府除增加高等教育资源外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不多的可选择策略之一。
为什么美国大学能迅速超过有几百年办学经验的欧洲大学，而且越办越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亨利·汉斯曼（HenryHansmann）认为，“最主要的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在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的大学是国家垄断的，政府管得太多，而美国的大学是高度竞争化的。
在竞争制度下，一所大学要发展，吸引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就要不断地提高质量。
有竞争，优秀的人才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才会有更充分的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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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等教育的适应性，近年来公众也颇有微词。
学生抱怨学校没有教给他们以后工作需要的知识，企业抱怨高校提供的毕业生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
流传在网上企业家致大学校长的一封公开信中，一家企业董事长质问大学校长：“你们心中眼中根本没有用人单位——我们这些真正的用户！
就像我们要制造出客户满意的产品必须要用负责任的态度了解客户需求一样，你们的大学何时了解过我们企业的需求？你们的产品是‘学生’是‘人才’，可你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谁是你们‘产品’的真正用户，也更不关心这些‘产品’到底合适不合适、质量高不高、好用不好用。”
[5]大学恐怕不能对学生的抱怨和企业家的质问置若罔闻。
学生是大学的服务对象，企业是大学的用户，没有哪一个机构能忽视它的服务对象和用户的不满，而不面临困境。
传统的象牙塔不存在了，“如果大学想充分认识自己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和目的，那它就必须审视自己的社会责任”
[6]。
高等教育必须严肃地对待社会的要求，并认真地做出回应。
高等教育哲学从“象牙塔”
到社会的转变不可避免。
大学的领导者也认识到这一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Shihg）2000年6月在其就职演说中说，大学不再是“象牙塔”
，而应该走向社会，面向世界，配合全球知识型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大学应该是全球知识企业（globalkerprise），为社会创造财富，而这些财富不是指金钱利益，而是知识的不断创新，培养学生具备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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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现存的历史最长的组织之一[8]，它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而且，大学中还有一群由这个传统培养的，从这个传统获益的，最善于为自己的传统辩护的学者。
面对变革，大学固有的保守性使其比其他机构遇到更多的抵制，非借助市场的巨大力量，恐怕难以打破大学自我保护的坚固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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