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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日本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达到96%，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达到40%。
当时，从明治维新开始的高速增长开始停滞了，学校问题涌现出来，一是校园暴力到处呈现，二是离婚率增高，不愿到学校的孩子增多。
也就是说，日本上百年教育现代化过程开始破产。
可是这个时代，正是世界上终身学习时代来临的时代。
当时，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欧美教育，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现代教育体系性的解体、破产；另一个是亚洲模式的教育到了转折期。
这是我当时把学习当作思考问题核心的原因。
教室前面是黑板，黑板前面是课桌，这种课堂模式是工业革命兴起后形成的。
19世纪后半期，日本在亚洲最早引入了西方的这种教育模式。
随后，亚洲的其他国家也纷纷学习西方。
日本以竞争为基础而形成的现代化教育系统，帮助解决了一件事，那就是谁学习好，谁在社会上的地位就高。
以这种竞争文化为基础，日本用100年，甚至是5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用两三百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
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体系撑不住了。
同时，世界和世界教育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原来摆得整整齐齐的课桌椅摆成“U”
字形，以前的教育系统是一个教的系统，现在要转变为学的系统。
如何改变？这就是当年我的课题。
我先讲到这里。
我想请问顾老师，你是怎么想到以学为中心的？
顾明远：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导处副主任。
我发现，学校教学如果不把学生放在主要地位，就很难提高教育质量。
1980年，我提出以学生为中心，也跟学习西方教育思想有关。
当然，我也受到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启发。
所以，我提倡教师要学一点教育史。
杜威等许多教育家，都是主张以儿童为中心的。
重新审视“**”
后的教育，我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要把学生放在重要地位。
我当时提到，儿童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
对学习来讲，学生是主体。
佐藤学：我也有相同的经历。
我二十几岁以后当教师，就开始学教育学。
我开始学的是维果茨基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学著作。
那时，他们的作品已经翻译成日语了。
我读不懂，就学俄语，用俄语读这些著作。
维果茨基说，苏联教育出现了问题，让学生一个人独立学习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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