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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贝克还认为，在21世纪，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将处于支配地位。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来看，不难发现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交替演进的规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从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都可以看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
当然，这中间也不时受到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影响和冲击，但高等教育哲学主要是认识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一跃而取得支配地位，高等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专门人才，服务于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建设需要。
高等学校的研究职能则较少受到重视，高等学校的对外交流也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中断。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都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两种并行的指导哲学。
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提出，高等学校是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
，尤其是重点大学，更应该成为教学和科研的中心。
至此，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才逐渐受到重视，国家相继设立了学位点和学科点，研究生教育逐渐发展起来，1984年，我国设立了首批研究生院。
进入21世纪，在邓小平同志“两个中心”
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进一步将“两个中心”
扩大到“四项职能”
，即教学、科研、服务和文化交流，标志着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持续改进。
胡锦涛同志将文化交流职能进一步完善为文化传承与创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晰地认识到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的智力源，在推动民族复兴和国际竞争方面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而特别强调高等学校的智库作用，提出将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大学的“第五项职能”
。
在这两种哲学的协作指导之下，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权力下放、高校智库建设等措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高等学校一方面继续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服务器”
；另一方面逐渐演变为社会的“思想库”
和“智力源”
，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心和学术殿堂。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均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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