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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导演的《王的盛宴》虽然情节叙事上存在问题，但它在拍摄阶段就获得媒体关注，也与中等成本电影创作者向大制作跨进的趋向密切联系在一起。
（二）低成本电影的空间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大片每年的轮番轰炸，电影观众数量增速非常快，但是“我们有可能就是培养了一群只看‘大片’的观众，而且他们会认为这样的电影才是电影，这是很遗憾的”
。
不少时候，有专家会感觉，30年来探索电影规律，形成那么多经验，现在看来，所做的全部努力基本被颠覆了。
所以“我们在让‘大片’推动电影产业的同时，继续保持它们的吸引力、影响力的同时，恐怕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支持，培养一个多样化的、更合理的电影生态，这样中国电影才能更加健康地发展”
[4]。
而当下除了大片和中等成本影片制作之外，在电影频道大部分时间播放的都是中小成本电影。
这些电影中有新拍摄的影片，也有往年广受好评的电影的重新播映。
这些过往的电影每次播放都有着巨大的受众群。
为什么大家愿意并反复看这些电影，跟当下电影消费习惯有很大关系。
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之后，上班族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回家，吃饭后舒舒服服靠在沙发里看电视，或把玩手机、iPad，而在电视节目缺乏可供选择的多年以前，这些人都是电影院的忠实消费者。
进入21世纪的他们大大缩减了去电影院的时间，往往会通过电视（近年更多地通过电脑和移动终端）来观看电影，得到娱乐放松和情感宣泄。
凭借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影视接受载体的多样化，在广告商、赞助商的大力支持下，一批批低成本电影、小电影、微电影应运而生。
这些电视电影、网络电影及微电影，不但是影院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有益的补充，更重要的是让电影的从业人员有了可以生存的依托，为大银幕的电影工业不断培养和供给新的人才。
这些青年生力军因此留在电影行业，无疑会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部分电影创作，凭借大学生电影节和一些类似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的平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这些青年影人的作品可能是完全自我的表达，而仅限在小圈子里口口相传。
如刘伽茵的《牛皮》、《牛皮2》，只以一家三口人为演员，DV拍摄，自己剪辑，几乎无成本的拍摄形式，别开生面。
影片拍出后，虽曾遭到国内电影界老一辈人士的反对，认为其违反电影规律，不好好讲故事，但是影片在中国港台地区和国外放映后，因为形式上的别具一格和内容上的深度赢得了许多奖项。
电影在798尤仑斯艺术中心的艺术影院进行放映时上座率几乎是100%。
小众电影知道的人本身就少，大多为电影专业的学习者和国内外的业内人士及影迷，而他们只是在媒体上得知获奖的消息却长期无缘见到电影的放映，所以他们对于这样为数不多的电影放映机会非常珍惜，都前去捧场。
跟刘伽茵导演作品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杨蕊的《翻山》、赵晔的《扎赉诺尔》以及栗宪庭电影基金赞助支持的年轻电影创作者，他们大多都是几乎无成本或小成本的独立创作，而制作资金来自电影基金及自筹经费，拍摄演员往往是非专业演员。
以独立电影《好多大米》为例，此片在2005年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亚洲电影促进联盟PAC”
奖，编剧和导演是民间诗人李红旗，监制是身兼诗人、小说家和导演为一身的朱文，而主演韩东也是小说家。
从诗人跨界到电影领域，影片的音乐由先锋音乐家左小祖咒制作。
这些艺术家的进入为电影艺术的创作增添了独特的光影色彩。
独立于主流电影之外的低成本电影制作，却占据了电影艺术和思想的一个高度，这正是作者电影在中国的延伸。
每年在中国南京举行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是一次让观众看到中国独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创作群像的机会，当代艺术与独立电影的交流也产生出了更多的创意，扩展了低成本电影的交流、传播平台与维度。
影展的主席、多年来参与推广独立电影的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和策展人、著名民间影评人、《电影+》丛书的主编卫西谛以及其他重量级评委都为这些小成本影片的选择起到了把关作用，也为新一代的青年电影创作者提供了作品交流的机会。
曾经从独立影展和大学生电影节走出来的青年导演应亮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得到了现象网的资助并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长片《背鸭子的男孩》DVD，台湾中小成本电影的重要推手焦雄屏还为此片录制了评论音轨并大赞新浪潮的戈达尔找到了他的中国信徒。
应亮也成为角四电影节的形象代言人，鼓励青年电影学子创作出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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