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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概述与当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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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初中国电影的起步阶段开始，中国的电影公司便一直探寻着民营之路，从较有影响力的明星公司到渐渐与之势均力敌的天一公司、联华公司，再到后来的艺华公司、新华公司，以至抗战后的昆仑、文华公司，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营电影企业。
除了这类产量较多的民营企业之外，那些产量少的民营公司或者“一片公司”
就更不胜枚举了。
而相对于来势汹汹的民营电影公司，官办的“国营”
电影企业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
中电、中制、西北、中农几个电影公司，加上华影、华北，从数量上说根本无法和民营公司相提并论。
因此可以说，在1949年之前，民营公司的发展总体来说是具有极大的生存空间的。
与1949年以前民营公司一边倒的状况相反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计划经济成为时代主调，公私合营的大潮席卷而来，这使得民营电影公司顿时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空气，很快绝迹；相应地，国有电影体制一统天下，所有的从业者一概被收编为国家工作人员，这样的局面持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所松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去十年动乱时期，在新时期正式吹响改革开放号角之前，来自电影界要求有限度地打破国有体制垄断电影业的呼声，伴随着国家政策的左右摇摆，一直断断续续、高高低低地存在着。
“私权”
观念在电影界是如此强烈，并不会因一时的政权更迭和意识形态的高扬而自断香火。
消失了几十年的民营电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走向开放的环境中，慢慢重新孕育成长。
最初的表现是，电影制片业开始出现了零星的民营资本投资的成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政策上还只允许国有16家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片的情况下，就有非国有资本投资电影摄制了。”
[1]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受乍暖还寒的整治气候之影响，民营资本对电影制片业的投资，不敢堂而皇之地出现，更多只能在幕后低调进行，图利而不敢图名。
就是这样躲避在国有电影机构的羽翼之下，民营电影在国有电影体制还无法轻易被撼动的格局中，尽可能地寻找灰色地带和政策缝隙，以期争取进一步生存发展的空间。
此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逐渐获得较大改变。
2003年对于民营电影来说可谓是重生的一年，该年10月，原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一份《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此规定大幅度降低了电影各个环节的门槛，允许多种形式的民营资本进入电影界。
该年12月，国家又实施了《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此规定再次放宽了中外合拍片的条件。
2003年，“民营资本投资了96部电影，占全年140部国产电影出品量的68.5%；国产电影票房收入有近80%是民营公司参与发行创造的”
[2]。
2004年，原国家广电总局又颁发了《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企业将可以独自建院线，这一规定激发了民营电影投资的新一轮热潮。
到2004年年末，“电影生产的国有电影投资比例已降到50%以下，民营资本等联合拍摄的影片达到80%”
[3]。
在政策利好的前提下，民营资本初尝了甜头，社会也感受到了放开后的暖人春风，民营电影业也由此展开了新一轮的探索之路。
2008年，《赤壁（上）》、《长江7号》、《大灌篮》、《功夫之王》、《画皮》等8部民营电影公司主导或合作拍摄的影片获票房过亿元的成绩，其中《赤壁（上）》票房超过3.1亿元。
2009年伊始，“民营电影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出现‘井喷’现象，贺岁档大片当道，票房成绩不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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