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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营资本介入商业大片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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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在产业化改革的高歌猛进下，中国电影票房先后突破100亿元、200亿元的大关，中国电影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应该说，民营资本对商业大片的介入功不可没。
2012年，中国引进美国片的配额数量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商业片面临着来自美国电影的更加强大的挑战。
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美国电影利用3D影像与巨幕技术为竞争提高了技术门槛，给中国电影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美国大片的竞争之下，中国电影同样面临着来自自身的品质影响。
在票房提速的背景下，近年来国产商业片出现大量叫座不叫好的现象。
古装武侠商业片中“古战场、冷兵器，小情感、大暴力”
使主流观影群体对中国电影的认同感越来越弱。
就在中国电影一直向前看——频频拍摄古代血腥历史的同时，美国电影却一致把眼光投向未来。
《阿凡达》、《盗梦空间》、《源代码》等科幻影片在中国收获丰厚票房和良好口碑的同时，也让人开始思索观众为何对美国主流商业影片产生认同并情有独钟。
未来国与国的竞争不是军事上的竞争或经济上的竞争，而是文化上的竞争。
文化不仅牵扯到国家利益，更牵扯到个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涉及每个人的文化自信。
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让中国商业大片变成了中国文化认同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平台。
在构建大国形象、实现国际传播、树立民族认同、搭建文化平台等战略性目标中，中国商业大片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民营资本介入的商业大片应责无旁贷地树立起输出中国主流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众所周知，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与生俱来且无法抹除的。
通过一定的叙事策略，可以将意识形态隐蔽在叙事机制中。
美国的主流电影，尤其是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几乎都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表述，只不过，这种表述是通过叙事策略间接实现的。
好莱坞大片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资源，是大众文化中最具生产力的场域，是全球化文化进程中最有力量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和文化产品。
美国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运行机制，往往是由各种爱与人性所编织的美国神话构建而成。
美国主流电影以爱的名义，通过快感策略与视听修辞，将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裹挟其中，宣扬了美国主流神话和价值观。
影片《拯救大兵瑞恩》让众多观众唏嘘不已，产生了强烈的认同。
这是因为影片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讲述为取得战争的胜利而牺牲的战士，而是为了在战争的表层形态下植入一层人性价值：为了呵护母爱和亲情，战友将这位母亲的儿子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找回来，与母亲重聚。
这种价值观得到由衷认同：美军的拯救行动，除了具有历史的正义感外，还拥有一种道义上的合理性和人性的光辉。
影片《阿凡达》除了承担着北美殖民者对印第安原住民迟到500年的道歉信的角色、调节着银幕外的矛盾外，它还通过英雄的冒险历程将其经历的心灵成长与反侵略、反殖民、反拆迁等主题结合在一起，以此获得主流观影群体由衷的认同。
影片《阿甘正传》通过表现一个智障人士一生的行动与美国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讲述了生命的意义。
影片主人公阿甘不停地奔跑，直到长出了耶稣基督式的长发和胡须，身后跟随着众人。
影片在完成人物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美国历史与现实的想象，使观众将主人公和腾飞的美国精神与美国梦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对美国商业大片的主流价值叙事策略与特征进行如此总结：其通过类型片的叙事策略，高度贴近现实，将现实问题纳入戏剧性的叙事模式中，给予现实中无法化解的矛盾一个想象性结局；同时，如同神话一样，在一整套看似精密、无懈可击的表述之下，裹挟着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其目的就是让观众通过愉悦、感动、深信不疑等一系列情感体验，相信其价值观。
最终实现其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输出。
电影故事本身就是观念，所以要讲故事，而不是讲观念。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由于主旋律电影一贯以来的宣传教化功能和中国电影体制的自身原因，主旋律电影在历史的进程中一度扮演不受欢迎的角色，在诞生之初即面临着无法获得市场认可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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