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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乐家两种性格的自我对话——舒曼的钢琴套曲《大卫同盟舞曲》O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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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曲家舒曼（RobertS，1810—1856）是舒伯特（Fra，1797—1828）所开创的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音乐最杰出的继承者，他的钢琴音乐个性鲜明，主观内省，深刻复杂。
从任何一部舒曼的钢琴作品里都可以感觉到这位作曲家的天性中极为细致、敏感和神经质的一面。
舒曼的钢琴作品基本上反映的都是他的主观的内心生活。
他曾经说过：“世间发生的一切，不论政治、文学还是人类，都让我兴奋不已。
我根据自我理解思索这一切，然后发泄出来，将我的思想反映在音乐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音乐有时难以理解的原因。
我的音乐与未来重要的利益，与让我激动不已的当代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相联系，我把它们表现在了我的作品中。”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人，还是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除了一些脍炙人口的通俗小品外，总的来说舒曼的音乐并不好理解，用文字来解读舒曼的钢琴作品更是一件看起来有点儿愚蠢的、费力不讨好的事。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
的影响下，德国的民主思潮重新活跃起来。
这一时期的舒曼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德国音乐界的保守现状非常不满，对音乐艺术领域中的轻浮浅薄现象深恶痛绝。
于是，他在自己创办的刊物《新音乐杂志》（fürMusik）上积极发表各种音乐评论文章，对音乐界的保守主义和庸夫俗子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1834年，舒曼虚构了一个包括门德尔松、帕格尼尼（Nicini，1782—1840）、肖邦（Frédéri?ois，1810—1849）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并不存在的音乐家联盟，并以传奇性的古以色列第二位国王大卫（KingDavid，公元前1040—970）的名字命名，取名为“大卫同盟”
社（Davidsbündler）。
大卫是基督教的捍卫者，在西方被誉为传奇英雄而世代歌颂。
16世纪时，大卫的形象常被作为一些欧洲国家的名歌手行会的象征性标记。
舒曼在这里采用大卫作为同盟社的名字，既有将大卫王作为这个虚构同盟的庇护者的意思，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他。
舒曼是一位具有梦想家天性的作曲家，他假想出这个“大卫同盟”
社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他因为对现实不满，只好用幻想来弥补，用假想的同盟来代替他所追求的理想现实。
他曾说：“外部世界越渺小，它在我的想象中就越广阔，我们在艺术的理想中找寻现实理想的替代物。”
因此，在这个虚构的“大卫同盟”
社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和人物，包括过去的、现代的、活着的、死了的、真实的、虚构的。
舒曼把自己隐藏在这些成员的名字后面，用不同人的名义发表各种不同的音乐评论，表达各种不同的艺术观点和见解。
其中，弗洛雷斯坦（Florestan）和约瑟比乌斯（Eusebius）是舒曼虚构的两个重要成员，这两个假想人物几乎在所有方面都相互对立和冲突。
弗洛雷斯坦像个热情的革命者，爱冲动，经常尖锐而直率地讽刺音乐界的时弊，而约瑟比乌斯像个爱幻想又内省的诗人，出言谨慎而深思熟虑。
舒曼的很多评论都是以这两个笔名发表的。
除了发表评论，舒曼还在大量的钢琴音乐创作中，把“大卫同盟”
社成员们所代表的各种不同的艺术思想，作为他创作的基础。
像弗洛雷斯坦和约瑟比乌斯的相互对立冲突的形象，在舒曼的《大卫同盟舞曲》Op.6、《狂欢节》Op.9、《升F小调钢琴奏鸣曲》Op.11等很多钢琴作品中都有表现，鲜明地反映了舒曼的多重性格和矛盾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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