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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经是1891年的4月，柴可夫斯基正在美国忙于日程紧张的巡回演出，根本无暇创作。
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可能按时完成圣彼得堡方面的委托后，就写信给符谢沃洛日斯基，要求把两部作品完稿的时间推迟到下一年的春季，并安慰对方道：“歌剧的故事非常适合用音乐表现，它能感染我并激励我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只要这部歌剧不是迫于压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匆忙完成的，我就相信它一定能够成功。
……到明年春天，我的歌剧和芭蕾将会满足您对我的所有期待。”
其实，柴可夫斯基要求推迟交稿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众所周知，柴可夫斯基是一个性格中充满矛盾、内心忧虑而内向的人。
他曾写信给弟弟莫迪斯特诉苦说，他在内心里经受着折磨，清楚自己不可能按时完成接受下来的委托。
由于芭蕾和歌剧中的人物把他带进了某种可怕的梦魇中，他有时甚至厌恶起《约兰塔》。
尽管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根据海茨的那个戏剧创作一部歌剧杰作，但那是在他处于良好状态的前提下。
当莫迪斯特回信对哥哥能否如期完成《约兰塔》表示出担忧后，柴可夫斯基又回信说莫迪斯特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约兰塔》，并进一步解释说当他在法国等待上船去美国的那段时间里，“我满脑子接踵而至的都是糖果、士兵和玩偶的音乐画面（指《胡桃夹子》），所以我觉得在我真正开始写作歌剧之前，我还得在芭蕾上多花些时间。
我意识到，无论在去美国的途中，亦或身处美国，亦或在归国的旅途中，我都是无法创作的。
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所笼罩，觉得难以履行那些承诺。
这时我就会不再爱《约兰塔》，想放弃它。
因为只有放弃了它，才会重新激发起消退了的**，这样我才能再一次爱上它。
是的，我会写出一部令观众热泪盈眶的歌剧，但那只能是在1892—1893演出季。”
一个偶然的插曲又差一点影响到《约兰塔》的创作。
1891年5月初夏，刚刚结束了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柴可夫斯基从纽约一回到莫斯科，他的粉丝兼好友、帝国剧院的著名舞台设计师卡尔·沃茨（KarlVal’ts，1846—1929）就交给他一部内容涉及东方题材的脚本，名为《渡边》（Watanabe），建议他根据这个日本童话写一部歌剧或芭蕾。
虽然起初柴可夫斯基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他解释说：“对我来说，另一个困难是在这个故事里，主要角色给人以缺乏阳光之感，而这恰好是我目前正要写的一部歌剧中所表现的核心精神。”
6月初，柴可夫斯基回到梅达诺沃，连续几天陷在《胡桃夹子》第二幕的创作中。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始终处在一种时断时续的状态中。
他一面写信给弟弟说他要努力开始写作，履行承诺，一面又深深地陷入自我否定中，怀疑自己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并为此备受折磨。
作曲家这种焦虑的内心活动在下面的一段书信中可以略见一斑：“在努力写芭蕾的过程中，我感到我的想象力在衰退。
……虽然那是一个迷人的故事，但如果我觉得自己写不出满意的歌剧，我可能还是会放弃它。
我一直在某种危机中生活。
要么我战胜危机，在未来多年的创作中耗尽我的五线谱纸，要么我放下手中的武器。”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柴可夫斯基写信告诉阿纳托利，说他就要开始马不停蹄地创作《约兰塔》了，而且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一个月内完成总谱的草稿。
因此，实际上直到1891年7月中旬前后，柴可夫斯基才真正开始着手为《约兰塔》谱曲，而且最初他的进展非常缓慢，一方面他总觉得自己在重复以前的创作，没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在7月底完成他的音乐出版商于尔根松准备再版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总谱的校对工作，而这项工作被作曲家形容为“令人筋疲力尽且难以容忍”
。
他在七八月间写给侄子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的信中说：“这简直是个灾难。
最终我完成了它，带到莫斯科交了活儿，我才有机会把全部时间奉献给《约兰塔》。
顺便说，告诉我弟弟莫迪斯特，我越是投入到《约兰塔》的创作中，就越是欣赏他出色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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