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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一种挽救生命的使命感，1777年的11月底，年轻的歌德启程去探望这个悲观厌世、渴望得到帮助的同龄人。
在独自骑马穿越哈尔茨山的旅途中，歌德产生了写作《冬游哈尔茨山》的想法。
因此，这首诗的内容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次不同寻常的探访。
勃拉姆斯选择歌德的《冬游哈尔茨山》这首诗作为《女低音狂想曲》的歌词，表面上最直接的原因是克拉拉的三女儿朱丽叶的突然结婚让他又一次尝到失恋的苦涩，歌德的诗所描绘的孤独者的苦闷与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十分吻合，使他产生了同病相怜的共鸣。
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源于他面对女性时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内向而羞怯的性格，缺乏自信和不善交际的弱点，让勃拉姆斯始终无法赢得他所心仪的女性的芳心，无论是克拉拉还是朱丽叶。
于是，感情上不断碰壁的勃拉姆斯就只能在音乐中表达自己的情感，通过借用歌德的诗，以这种一反常态的直率，对拒绝自己的人给予“勃拉姆斯式”
的回答。
针对勃拉姆斯在《女低音狂想曲》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坦率，克拉拉后来在日记中写道：“长久以来，我都被这音乐和歌词所表现的深切之痛所感动，这是他内心深处最痛苦的表达。
要是他能这样直率地用自己的语言**心声该多好！”
熟悉勃拉姆斯的音乐并喜欢这首《女低音狂想曲》的人，可能都会把它看成是勃拉姆斯最感伤最触动心灵的作品之一。
从这首作品里，能够隐约地感觉到勃拉姆斯内心的孤独、单恋的失意以及流露真情的直率表白；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勃拉姆斯饱受情感失意所困的人生的自我写照。
但勃拉姆斯的性格决定了他并不是一个沉迷于情感的人，他把《女低音狂想曲》送给朱丽叶作为结婚礼物，恰好说明他已经告别了那段感情，从失意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他在写给他的音乐出版商西姆洛克的信中就这样说过，“我已经为舒曼伯爵夫人（指朱丽叶）写了一首新婚的歌，不过写作的时候我胸中一直憋着一股怒火”
，他还说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表明勃拉姆斯十分喜爱这首作品。
对此，勃拉姆斯的传记作者斯沃福德后来更进一步写道：“他如此珍爱这部作品，甚至睡觉时都把它放在自己的枕边，就像是自己的新娘一样。”
《女低音狂想曲》完成于1869年秋，1870年3月3日在德国耶拿市正式公演，担任女低音独唱的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西班牙裔法国次女高音、教育家和作曲家保利娜（Pauli-Garcia，1821—1910），她也是克拉拉·舒曼的好友，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的情人。
除了保利娜，当时演唱过这部作品的著名歌唱家中还有勃拉姆斯的好友、著名小提琴家兼作曲家约阿希姆的妻子艾美丽（AmalieJoachim）。
《女低音狂想曲》的结构比较简单，按歌词划分为三个部分，音乐从C小调向C大调、女低音独唱向男声合唱的方向发展。
第一部分：C小调，音乐一开始是一段引子，管弦乐队缓慢持续地奏出一段冷峻的颤音，浮现出一派冬天旷野的荒凉景象。
随后，突然进入的独唱女低音打断了这段充满寒意的旋律，好似一首宣叙调，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迷失在旷野中孤独流浪的厌世者形象。
第二部分：C小调，相当于一首较为抒情的咏叹调，女低音独唱的旋律充满了萧瑟感，64拍的节奏似乎在表明孤独流浪的厌世者内心的自我怀疑与焦虑不安，展现了这个厌世者的痛苦、孤独和自私的内心世界。
结尾处，音乐逐渐转为明朗的C大调，标志着音乐进入了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音乐从前两段阴郁的表达痛苦的C小调转变为光明的象征祈祷的C大调。
这一部分是向“爱情之父”
祈祷，结尾处的音乐气氛因男声合唱的加入变得温暖起来，安宁而和谐的旋律象征这个不幸的心灵得到了抚慰，并祈求“爱情之父”
，就像心灵的沙漠涌现出无数眼甘泉一样，让这个孤独的厌世者眼前豁然开朗，回归现实，拥抱生活。
音乐最后在虔诚的祈祷声中结束。
[1]以上中文译文引自《歌德诗集》下卷，钱春绮译，24～2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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