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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行朝初定，又是用人之际，便暂时放下了，可谁知竟惹出了这么多的乱子。”
赵昺喝了口茶说道。
“陛下仁义，臣也知陛下的难处，若是刚到琼州便大肆裁撤旧臣会让众臣寒心，惶恐不安，不利于朝廷稳定。
只是有些人不知天恩，依旧恣意行事。
据臣所知，刚刚安稳一些朝臣便大肆建宅，蓄养姬妾，甚至开始强占良田，逼人为佃，全忘了当日的艰难，却全然不知陛下为复国尚节衣缩食。”
邓光荐想到一些人的所为，愤然说道。
“朕对这些也有耳闻，本想缓一缓再行事，可如今看不动已经不行了。
可朕就不明白为何这些奸邪之辈为何能登堂入室，出入庙堂？”
赵昺半是愤懑，半是无奈地道。
带‘病’提拔可以说是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出现过，在现代也是屡见报端，难以杜绝，而赵昺也知道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提拔新人不仅是朝廷必须之举，且是必然之势。
然而上级官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带病”
之官，其中又有何玄妙呢？他一直搞不清楚统治者们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是为什么！
“陛下所言不虚，一些奸佞之徒得以登上庙堂之事屡见不鲜，其中却是原因各异，不一而足……”
邓光荐见陛下请教，便又自觉的行使自己的解惑之责……
邓光荐唾沫星子乱飞，言语时急时缓，还不时引经据典的说开了，赵昺现这邓光荐真不愧是学者型官员，虽然被朝上之事弄得焦头烂额，气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可分析起缘由来却头头是道，说得还真是那么回事。
其说的很多，他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带病”
官员提拔到高位。
还拿蔡京为例。
徽宗崇宁元年，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
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手段”
，且和曾布有过大仇，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恶行昭彰，没人不知道他是个“病得不轻”
的坏人，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
结果没过几个月，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这正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带病”
官员以可乘之机。
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又贪图享乐，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形成事实上的“大总管”
。
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
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花石纲”
和艮岳的修建，并置应奉局于苏州。
为了迎合其的癖好，他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
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
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
，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
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带病提拔”
的赃官，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共同作恶。
三是同恶相济。
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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