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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走向国际乐坛的亚洲作曲家
也许是爱乐大众对于当代音乐和新音乐真的是不太熟悉，在很多人印象中，亚洲优秀的作曲家武满彻和尹伊桑（IsungYun）被错当成先驱。
周先生的介绍为我们补了一课：“其实我比他们都要早，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走出国门的亚洲作曲家，也是第一位获得国际认可的亚洲作曲家。
我在1953年至1955年间的一些作品，获得了当时国际音乐界的肯定。”
周先生在谈到这类问题的时候，也只是用“认可”
、“肯定”
等平淡的字眼，而且不愿意更多地谈下去，谦虚的姿态令人钦佩，大家风范，淡泊平和。
中国文化世界音乐
西方人怎么看待中国音乐？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个话题，周先生滔滔不绝地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述及各个方面，包括历史的变迁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只能引其精粹：“（20世纪）50年代的几部作品，让我很快获得音乐界的认可，很多西方乐评人觉得这与以前他们听到的中国音乐完全不同，音响上没有东方音乐的痕迹，但有两位评论家立即指出：那些音乐是来自于书法的意境——的确如此，我在创作的时候正是受到书法的启发。
但其他西方人常常不了解中国和中国音乐，他们抱有很深的成见，甚至是各种奇怪的想法。”
“当时有位很有名的乐评人，致力于推动新人，他邀请我去面谈。
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在音乐中作怪呢？’我反问道：‘为什么要作怪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来告诉我吧——你们总是作怪的。
’这就充分代表了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成见，认为中国人作音乐，就应该作怪，应该有耸人听闻的效果。
中国人最好是三个眼睛、六个耳朵。
我又问他：‘那么怎么作怪呢？’他说：‘比如，把锣往地上一丢……’50年代就有那一套‘作怪’法了。
很多中国作曲家正是为迎合西方人这种心态，作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音乐’。
我当时对此一笑了之。”
到底什么才是“中国音乐”
？周先生高屋建瓴，言传身教：“其实，并不一定非要用中国民间音乐的旋律，或者听着像以往的传统音乐作品，才能叫中国音乐。
从古到今，包括中国的音乐、中国人的血脉……也是一直在变化的，中华民族事实上融合了很多历史上的少数民族。
很多人头脑中的概念太符号化、太简单化了。
用西方音乐技法，同样可以写出中国音乐，用民乐队和传统技法，也可以写西方音乐。
西方现代作曲家，难道一定要使用中古时期的旋律写出的音乐才叫西方音乐？谁能定义什么是中国音乐应该有的音响？不可能，也不需要！
我写的音乐，我认为它就是中国音乐——是因为它的文化是中国的，它的底蕴、内涵、气质是中国的。
此外，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文化可以是中国的，精神可以是中国的，但音乐是世界的。”
谁来做音乐批评？
音乐评论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和音乐发展所必须的声音，但是，由谁来做音乐批评？这个问题本身争论就非常激烈。
我和周老先生从国内的乐评人匮乏，讨论到国际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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