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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走路讲究走胡同当中，那心态是自由的，感情是亲切的。
喜欢在胡同中走路的人，多半不会是高官富绅。
尽管如此，北京人却又谨慎，无论怎么也不能逾规，不能失去方向感和方位感。
前者，是胡同横平竖直，使你随时能知道哪儿是南哪儿是北；后者，是北京人都明确知道自己此时此刻的立足之处，是在京城的什么位置，或者说，立足之处与皇城中轴线的距离与方向。
过去，保持这种感觉是一个臣民的本分。
在西方，近代奔涌而出的是一种“公民意识”
，不论是权贵还是平民，都首先是国家的“公民”
。
从这一点上说，谁比谁也不差。
唯独中国，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首先要明确自己是皇上的“臣民”
或“子民”
。
中国从20世纪初取消帝制之后，对皇权的仰视和敬畏有所淡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感却没有减退多少。
北京城近半个世纪来发展极快，城区面积扩大了好几十倍。
原来南城（原宣武、崇文两区）南部有许多“义地”
（埋死人的坟茔），铲平之后都盖起了高楼。
原有的四个城区之外，又增添了更多的“城区”
，新的高楼大厦连成一片。
这种发展有目共睹，但也留下了一个问题：胡同怎么办？老的胡同存在于老城区，老城区中每修建一片楼房，就要“铲除”
掉若干胡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在新楼之间的空隙，见缝插针盖起了许多新楼。
这些在缝隙中产生的不甚规则的新胡同，则往往被称为“北三条”
、“东二条”
什么的。
胡同原先的文化功能在这里已经看不见了，甚至在原来的老胡同中也已淡化。
那种自得其乐并自给自足的胡同文化，都已经很单薄脆弱了，相反，原先很少见的以邻为壑的文化心态反倒强了许多。
胡同中多熟人，也多真实的人和诚恳的人。
胡同中很少见以邻为壑，但大街上就比比皆是。
大街上多大衙门大机关，比的是谁的位高权重，有了事儿走公文，见面得先预约。
在胡同则用不着，谁还不知道谁呀，有事儿推门就进，见了面可以拍着膀子聊。
由此联想到唐代的“坊市制度”
，唐代居民被强制住在“坊”
（整齐划一的方形居民区）中，四周有高墙，晚上坊门一关，就别想自由出入。
做买卖也有限制，官府设立了东市西市，什么时候办，什么时候收，都是“官面儿”
说了算。
后来宋代突破了坊市制度，才使商业获得极大发展，才有了《东京梦华录》上描绘的生动场景。
随后，一个个朝代飞跃流逝，历史一次次向前奔进。
到如今，居民住所间的高墙早已拆除，但心灵上以邻为壑的态势，反倒取代了自得其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汪先生去世已经有年，倘使地下有知，这《胡同文化》似还可加上几笔。
可如今我该如何去告诉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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