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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金文通常是器盖一以铭，一以族徽标识，二者分立有别，西周器盖同铭以此为开端，同铭而微有调整，章法行气的玄机于此处泄露不少。
康昭之世，以重器《大盂鼎》（图4-3）为发端，开始了西周书法的秩序建构。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
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
为康王时贵族盂所作的祭器。
传为清代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
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
原器出土之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
后因家道中落，此鼎被其后人以七百两银子转让到西安。
后来，又曾一度为左宗棠所有，数年后为答谢潘祖荫的厚恩，左宗棠以此鼎相赠。
此后，大盂鼎便成为潘家的传世之宝，供于苏州潘家大堂。
一九五二年由潘氏后人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4-3
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
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
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
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
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此鼎书法精整浑朴，停匀中不乏自然错落之致，大气而优雅，为金文之代表作之一。
到昭王时期的《召卣器铭》，线条已经很圆劲匀畅，无论笔法、结构、章法都很接近西周书法的典型。
鼎盛期的作品以穆王时期的《录伯冬簋》为最初的代表，其时佳作迭出，如《师酉簋器铭》《师奎父鼎铭》。
至恭王时期的《墙盘铭》，西周金文书法的典型已经确立。
其线条的纯化与结构的秩序都已达到了很高的境地，线质圆润，结构匀称，气息纯净。
铭文的最后一行较其他行多出五字，略显拥挤，是其不足。
与《墙盘铭》同出而年代稍晚的，如《兴钟铭》《兴簋铭》在结构上已较《墙盘铭》更加严格地纳入规范。
纵横的平行线成为主导，尤其是《兴簋铭》，其排叠平行的正交结构已经为晚期的《颂鼎铭》《颂壶铭》开了先路。
这个时期的大小《克鼎铭》也是西周金文的经典之作。
《大克鼎铭》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吴大澂《愙斋集古录》有著录。
这件作品清晰地保留着为了规范行列所画的方形界格，文字就书写在画好的方格之内。
《大盂鼎铭》的时代，行列的规范还是含蓄的，它只让人们感觉得到。
到《大克鼎铭》时，行列的规范就已经是显在的了，从实用角度看，这种界格有规范字形的作用，但艺术效果未必高于无格者。
《墙盘》（图4-4）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
器形宏大，制造精良，周圈饰有重环纹。
1967年于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
盘内铸有铭文二百多字，分为两部分，前半记叙西周时期各王的主要史迹，后半记叙做器者史墙一家列祖的重要功绩。
文章使用的四言句式，颇似《诗经》，措词工整华美，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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