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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朱简、汪关等也是治印高手。
清冯承辉在《印学管见》中尝言：“笔下不难风秀，难于古朴中仍带秀气；结字不难整齐，难于疏落中却又整齐；运刀不难有锋芒，难于光洁中仍有锋芒；竖画不难于直，难于似直而曲，似曲而直。
此种种妙法，唯汉印有之。”
[8]徐坚在《印戋说》中说：“今观秦、汉印中，壮如鼓剑，细如抽茧，端庄如搢笏垂绅，妍丽如春葩，坚卓如山丘，婀娜如风柳，直如挺戈，屈如拗铁丝，转折如脱刃、如折竹，密如布棋，疏如晨星，断如虹收，联如雁度，纵如纵鹰，收如勒马，厥状非一，其妙莫穷者，惟一片神行其间，以故能出于无法，臻于极法。”
[9]
徐氏述汉印之美，虽是模糊性语言，但也能使我们感到汉印艺术的魅力所在。
他认为汉印并不是刻意讲究所谓章法、刀法，而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不自觉运用，这种有意无意之说，已把汉印的创作提升到了理论的地步。
高积厚在《印述》中说：“（玺印）特盛于秦，而工于汉。
汉印体裁，平方正直，朴质浑茂。
其材则取诸金、玉，金之类，有凿、有镂、有铸，玉之类，有璃、有琢，流传后世者，悉可为模范，无异史家之于迁、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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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宋元官印鉴赏
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繁荣，篆刻艺术自西晋开始走向低迷，这与三国魏晋时期动**的社会环境与少数民族的入侵是分不开的，少数民族的入侵虽然为文化艺术客观上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创作元素，但其造成的社会动**则阻碍甚至破坏了原有文化艺术的发展，篆刻艺术同样如此。
西晋至隋间，虽然篆刻艺术依然秉承了两汉以来的基本形制，但汉印中的磅礴大气，丰沛的活力已再难寻觅。
这一现象，直至隋唐后才在官印制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相较于繁荣兴盛异彩纷呈的秦汉时期，就仿佛恒河之沙，虽独成世界但仅缀恒河之景，其艺术成就更是无法与秦汉印相企及。
但就篆刻艺术的发展史而言，唐宋篆刻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当中，是中国篆刻艺术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隋唐宋时期所盛行的朱文官印，并非凭空创造，其发端于南北朝时期，北周时期的“天元皇太后玺”
（图13-11）和南齐时期的“永兴郡印”
（图13-12），从形制上便是唐宋朱文官印的滥觞，而北魏时期的“城纪子章”
则是其叠文的源头。
隋朝统一中国后，将官印定型为统一的朱文，可以说是其正式的形成期。
因此，隋唐宋时期的官印实际上是对秦汉以来官印风格的继承与变革。
图13-11
图13-12
叠文形制的官印字隋代正式定型后，到了唐朝，这种印风无论在形制、数量（尽管传世的总数并不多）上，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达到了顶峰。
宋朝时逐渐衰变，派生出所谓的“七叠文”
“九叠文”
。
这种官印风格一直被沿用至清代，但其艺术价值逐渐为呆板的程式化的形式所取代，艺术水平大大降低。
图13-13
隋唐官印（图13-13）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一般在5厘米至6厘米见方。
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废除了泥封之制，开始用印色直接钤盖在纸帛上。
在纸帛上钤印，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
又由于纸张面积都较大，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放大了许多。
尺寸的扩大，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所以隋唐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
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对疏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萌发了“九叠篆”
的早期形态。
隋唐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篆法圆劲朴茂，结体行刀自然流畅，体势较为自由，显得拙朴生动。
它既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印画布满，转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九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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