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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隶书作品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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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存在成熟隶书与过渡性隶书的区别，并有其各自的特征。
两汉隶书作品我们大致分为两大类，即简牍、帛书墨迹与刻石书法，两者虽无承袭关系但在时间上则有较为明显的先后区别。
简牍帛书承袭于先秦简牍，无论是从文字学的角度还是从书法发展的角度，两汉简牍都为我们提供了隶变的宝贵资料。
其书写大多都自然表现出同时期篆隶的风格特色，特别是西汉前期的简牍帛书就更为明显。
成熟隶书与过渡性隶书的区别在于，篆书用笔迂回盘曲，圆整周到，隶书化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用笔随意提按。
早期的不成熟的隶书与后来成熟的隶书都有此特点，而历来书家均把波磔的分明与否作为区别过渡性隶书与成熟隶书的主要标志。
秦简数目众多，但都没有出现波磔，而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阜阳汉简等大量的竹、帛书都具有明显的波磔；波磔作为主笔比较突出，笔画形态也很统一，所以我们认为成熟的隶书在西汉早期已经出现，但其转折仍多为圆转，直至西汉中期的居延简、定县简，才出现了比较分明的、成熟的隶书形态。
而两汉铭刻书法出现较晚，其隶书字形大多已经完善成熟，因此，两汉刻石书法多为成熟隶书的代表。
成熟隶书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几点，首先，从字形上说，隶书摆脱了早期篆书体系中的象形为主的“随体诘屈”
的文字构成方式，以完全抽象的笔画来组合字形。
其次，隶书将笔画线条从形象的构建中解放出来，笔画的长短、主次、斜正、曲直、向背、粘合、增减、呼应、揖让等各种对立的形式因子便可因书家主体性的发挥而产生各种丰富的变化。
最后是笔法的创新与运用，笔势由曲转变为直折，在圆笔的基础上产生了方笔，因多用提按，而使用笔出现了节奏感，即通常所说的“一波三折”
，从而出现了“逆入平出”
的铺毫用笔方法，露锋跟着出现。
在起笔与转换运动方向时，因速度、力度的不同变化从而产生了侧锋等笔法的丰富变化，成为成熟隶书有别于前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其对书法变革的重要贡献。
1.两汉简牍与帛书墨迹欣赏
汉代墨迹分为两大类，一是帛书（纸）墨迹；二是简牍。
简牍书是汉代最为普遍使用的文字载体，简牍的大量出土，足以使我们有条件看清楚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演进的情况。
这些竹简书主要有隶书和草书两大类，隶书由秦隶变为汉隶八分书，草书自草篆而草隶演化为章草、今草，行书与楷书也在这些竹简书中略露端倪。
汉代帛书传世极少，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大量帛书，可谓洋洋大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由于帛锦一类书写材料在两汉时期的匮乏，有资格在贵重的绢帛上写字的人，必然是书写圣手，而帛又是一种极其便于书写的材料，因此，在帛上写字最能体现其书写水平。
但以绢帛作书毕竟只能是偶一为之，这些书写圣手们的工夫原本是在竹简上练就的，即使移之绢帛也仍然保持了原来在竹简上书写的定势。
而两汉简牍与帛书的书写相较于刻石书法用笔更加自由，风格更加鲜明，为我们了解和学习汉代隶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借鉴范本。
（1）风格明朗的《银雀山汉简》
银雀山汉墓竹简（前140—前118），分别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银雀山1号和2号汉墓中。
银雀山汉墓竹简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942简，此外还有数千残片。
其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
这些古籍均为西汉时手书，是较早的写本。
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历法、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简上的文字全部为隶书，用毛笔蘸墨书写，字迹或端正，或潦草，书体和行款也不尽一致，显然并非出于一个人的手笔，书体可分为规整和草率两大类，两类风格虽大相径庭，但其基调都是明快的，其书写用笔更是果断爽利，拥有铭刻隶书中绝难见到的生动韵律与节奏，明快爽朗的笔触虽略带篆意，但皆具有明显波磔，中宫收紧，笔力雄健。
有趣的是，在共有的风格基础之上，对照这两个类型，草率一路的（图6-4），无论用笔还是字形都相对自由、潇洒，完好的保留了自秦以来隶书草写的特色，与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遗策以及秦代简牍的风格极为相近，无疑代表了隶书过渡时期的风范。
而相对工整一路（图6-5）的则表现的平正、含蓄许多，已初步具有了一定的字形规范与书写规则，而这些规范与之后的成熟隶书特别是东汉时期的隶书碑刻已十分近似。
这充分体现出了在这一时期隶书的发展轨迹与脉络，为我们详尽的展现了隶书的嬗变过程。
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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