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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他进入深海时，如何确定自己是在格林尼治子午线以东或以西多少英里？为了全面而完整地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于1713年专门成立了“海上经度测算委员会”
，通过对提出“在深海测算经度”
的最佳方法者予以重奖的途径解决了此问题。
两个世纪前，10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每个人都跃跃欲试。
到19世纪上半叶委员会最终解散为止，它已经为奖赏那些有价值的发明花费了50多万美元。
他们的大部分辛苦付出已被遗忘很久了，他们的工作也被废弃了，但是在重奖的引诱下，有两项发明被证明有持久的价值。
其中之一是六分仪。
六分仪是一种复杂的仪器（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微缩航海观测台），它允许航海者测量各种角度的距离。
它是阴暗中世纪的星盘、十字杆和16世纪的象限仪（用来测量天体纬度的一种早期工具）的直系后裔，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整个世界在同一时间寻找同一件东西——一样，有三个人宣称是其原始发明者，并为这份荣誉争夺得不可开交。
但六分仪首次出现在航海领域时激起的兴奋程度无法与4年后（即1735年）忠实可靠的精密计时器出现时的状况相提并论。
由钟表天才约翰·哈里森（在成为钟表匠之前，他是个木匠）发明的计时器是一种极为精准的钟，无论在什么气候条件下它都可以将格林尼治时间带到世界上任何地区，这确实很方便。
约翰·哈里森是通过给他的钟表加上一种他称作“补偿曲线”
的东西而得以成功。
由于温度变化，热胀冷缩，“补偿曲线”
就会以一定比例改变平衡弹簧，这样计时器实际上就成了天气变化的证明。
在针对奖金进行无休止而不体面的争论之后，哈里森获得了他的10万美元（于1773年，三年后他即去世），如今无论一艘船碰巧在哪，只要它携带一个计时器，它就总会知道当时的格林尼治时间。
既然太阳24小时绕地球转一圈（实际并非如此，我仅是为了表达方便），且每个小时沿经度前进15°，为了确定我们向本初子午线以东或以西跨出多远，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确定我们目前所在地区的时间，然后将当地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进行比较，记下差异。
例如，如果我们发现（须经过仔细计算后方能“发现”
，这是每个船员都可以做到的）我们所在地时间是12点，但比我们的计时器（它为我们显示准确的格林尼治时间）慢两个小时，已知太阳每小时划过15°（这意味着每一度需4分钟），那么我们一定已经航行了整整2×15°=30°，然后我们就在航海日记（在纸张被广泛应用之前，所有这些数据是用粉笔记在一片木头上的，故而航海日记如此称呼）上记下“某月某日正午，我们的船位于西经30°”
。
如今，1735年那个令人吃惊的发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重要性。
每天正午格林尼治天文台向全世界广播准确时间，计时迅速成为多余的奢侈品。
的确，如果我们信任我们的航海家，无线电将会废弃我们所有的复杂图表和勤勉的计算与估测。
现在，讲述人们如何在那茫茫的大海上——在那里一个波浪紧接一个波浪、而波浪彼此间如此相似，以致即便最优秀的航海者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感慨就会迷失了方向——寻找路途的漫长的一章要结束了，这关乎勇气、坚忍与高级智慧的伟大的一章也会结束了。
拿着六分仪的表情坚毅的人会从桥上消失。
他会坐在他的小屋里，话筒扣在耳朵上，他会问道：“你好，楠塔基特（美国马萨诸塞东南一岛屿）！
（或，你好，瑟堡[法国西北部城市，位于英吉利海峡上。
]！
）我在哪？”
于是楠塔基特或瑟堡会回答他。
事情就是如此。
但在人类能够平安、舒适地穿越地球表面这一点上，为了取得进步，这两千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因为这些努力是国际合作最早的成功经验的一部分。
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瑞士人、丹麦人、德国人，其中每个国家都对这项重要工作的进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际合作史上这特殊的一章至此已经结束，但还有其他内容要让我们忙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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