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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幕府时代，日本实行了严格的封建制度，这种制度对国民性格影响深远，即便在工业化已进行了近80年的今天，日本人骨子里仍是封建主义者，他们看待生活问题的角度都与其欧洲与美国的竞争者不同。
完善这种安排的细节花费了许多时间，但1600年以后日本社会确实分为三个不同的群体。
最高等级由大名组成，他们是封建贵族的成员，大地主。
第二等级由武士组成，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其余民众组成第三等级，即平民阶层。
这种制度并不理想，但历史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多数国民从未对任何政治理论感兴趣过。
所有老百姓要问的是：“这种制度能运转起来吗？它会带给我和平安宁吗？它会保证我通过自己的劳作与额前的汗水得到的收获，不经过法律程序就没人能从我这里抢走吗？”
这个制度确实运转了两个多世纪。
大名作为国家领导者得到了国民的承认。
天皇被视作国家的精神领袖而被崇拜。
大名与天皇被迫肩负起极为严格的“贵族责任”
，要么按照国民的期待行事，要么就被礼貌地请求在一个极为庄严的切腹仪式上取出自己的肠子。
所有臣民在各自的分内和岗位上劳作。
早在那时，该国就略显拥挤了。
人们经常被迫以极少的口粮为生。
但他们一直都非常崇尚严肃与节俭，他们的要求并不太多。
自然看来是一个忠实的朋友。
黑潮（即蓝盐流，我们湾流的表兄）源自荷属东印度正南方的赤道地区，它流经菲律宾群岛，然后穿越太平洋，将其祝福赐予美国西海岸，给美国带来稳定的气候。
日本东海岸远处有一股狭窄的冷水带，这股冷水使日本无法享受到如加利福尼亚一般适中的气温，但即便如此，这还要比中国的大陆性气候好多了。
因此，日本的一切看起来都得益于这些岛屿正常而合理的发展，那时一个葡萄牙航海家门德斯·品脱在海上迷了路，他来到了日本群岛，从而扰乱了日本历史的整个未来走向。
因为葡萄牙人不仅与这个遥远的国度进行贸易往来，而且也将其启蒙的祝福赐予日本的信仰体系。
首先，除非所有编年史一致同意在这一点上撒谎，否则我们就得承认，总部设于印度的果阿（印度西南的前葡萄牙殖民地[1510—1961]，在马拉巴尔海岸）及中国广州附近的澳门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他们被给予每一次机会阐释自己的信仰比在日本人中间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好在哪里。
他们传播福音，聚集了不少信徒。
属于另一个教会的其他传教士来自附近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群岛，他们也受到了欢迎，但当幕府将军发现（所有土著王族总是不能早些发现这一切）这些圣徒总是伴随着装备火枪、携带奇怪的火筒的不怎么圣洁的人一起入境时，他们就开始感觉不自在了，而且那些火筒所发射的沉重铅炮可同时射中三名普通日本士兵。
只是在最近50年中，我们才开始理解日本人对那时所发生的极其惨痛的事件的观点。
这些事件给日本人带来了残忍冷血的名声，但这种残忍与我们从其他渠道所获知的关于他们的信息略有不同。
幕府做出针对传教士的闭关锁国决定并非是对西方人突生恶感的结果。
其原因是恐惧，恐惧整个国家被宗教冲突搞得四分五裂，恐惧其丰富资源被这些船长掠走，这些船长是一些将传播和平与祝福的使者带至日本海岸的商人，正是这些商人，临走时要带走大批返程货物，却未曾付过钱。
旧日本
耶稣会会士的影响在距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最近的九州岛最为强大。
起初神父们谦恭地谈及“和平王子”
。
一旦他们获得了岛上的土地，他们就立刻开始毁坏日本寺庙，粉碎日本神像，在枪口的威胁下迫使数千名农民和贵族接受十字架。
然后日本的强者看到了这一切，他意识到了将会有什么不可避免的结果发生。
“这些海盗，”
他于是宣布，“来到这里宣传美德，但在他们美德的掩盖下不过是要颠覆我们的帝国。”
1587年7月25日，即第一位日本大使向教皇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表达敬意后的第五年，所有基督教牧师被日本驱逐出境。
商人像从前一样被允许进入日本，但要在政府监督之下。
葡萄牙的耶稣会离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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