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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同样十分重视超越分析命题-综合命题的二分法。
康德不仅在其批判哲学中提供了先天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哲学判据，而且还提供了超越这两种判断的可能是第一次尝试——先天综合判断，也就是先于经验存在的可以增加新的知识的命题，包括数学判断（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物理学判断或自然哲科学判断（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形而上学判断（世界有其第一因）等。
分析哲学家蒯因认为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严格区分的二分法是一个未经审查的教条，分析性和同义性是两个概念，分析陈述不可能成立。
克里普克主要是从因果-历史指称论维度来思考分析-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认为名词的指称主要取决于与使用该名词有关的社会历史的传递链条，在此基础上，克里普克既打破了必然、先验和分析的固定联系，也打破了偶然、后验和综合的牢固连锁，进一步提出存在着“后验必然命题”
和“先验偶然命题”
。
对于后验必然命题，他着重从专名的同一性和理论的同一性这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上述超越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二分法的三种方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划分，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或语言问题，因而也不能单纯从逻辑或语言的角度加以研究。
不论是康德还是克里普克，他们之所以能够对突破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法有所作为，关键在于他们能够不断地将这个问题置于科学进步和哲学变革的思想背景中进行考察。
按照本书的研究纲领，我们不主张单纯地从逻辑或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分析—综合的二分法，而主张从科学哲学史的角度，也就是从科学与哲学交替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分析—综合的二分法问题。
以毕达哥拉斯定理或勾股定理为例：古老的东方文明如中国和两河流域文明都曾经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与斜边之间的数量关系，但东方文明只是从经验的角度总结出了“勾三股四玄五”
的似规律性，因此“勾三股四玄五”
在东方文明中只是一个经验命题或综合命题。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用几何的方法证明了“a2+b2=c2”
，也就是说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与斜边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必然的，因此当时乃至近代的思想家都把毕达哥拉斯定理看作是分析命题，康德等人把分析命题定义为谓词包含在主词中的命题。
然而，非欧几何发现“a2+b2”
可能并不等于“c2”
，这就意味着，毕达哥拉斯定理也不是分析性的。
依据我们的研究纲领，从科学哲学史的角度看，对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判断应该放到科学与哲学的真实的历史之中去考察。
某个科学命题可以被哲学家认为是分析的，但科学革命可能摧毁哲学家的判断。
因此，哲学家特别是科学哲学家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判断，应该到科学理论中去寻找，不要像蒯因那样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判定“单身汉”
和“未结婚男人”
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应该像康德和克里普克那样，在具体科学中去寻找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及其各种关系的属性和判据。
从本著的研究纲领看，对于“分析与综合划界”
及其超越问题，我们应该将之放在科学哲学思想史的历史演化之中去考量，也就是对此进行科学认识和哲学认识的双重审视。
从科学认识的角度看，分析性知识和综合性知识都是科学理论，都是在科学活动中生成并得以不断重建的；从哲学认识看，分析性知识和综合性知识这对范畴本身就是由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不断延续、不断再造的思想过程。
[1]AnalytithetiEannic.，1994-2012.
[2]AnalytithetiADiaryofPhilosophy，London：MaPublishersLt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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