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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舒斯特先生在他的《科学革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中发现了库恩所说的“哥白尼革命”
并非如此，就当时的解释力、经验标准和社会接受性等指标来衡量，哥白尼学说和托勒密学说势均力敌，因为哥白尼的日心说不能解释地球运动的动源、惯性系统、轨道形状等重大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库恩从历史过程的角度来解读科学理论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接受问题，较之逻辑经验主义的方案有其新异之处。
三、SSK论科学理论的接受
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力图将科学发现问题和科学辩护问题统一起来考量。
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科学哲学建立在发现和证明之间的划界的基础之上。
然而，不幸的是，诸如发现与证实之间的区分，往往使那些实际开始思考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陷于困境，而不是对他们有所帮助。
但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情形？当我们进入实验室时，难道我们实际上不正在脱离证明语境而去研究科学结果的制造过程吗？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设想发现与证明是分离的、彼此相互独立的过程？因为答案是否定的，所以社会科学家感到窘迫。
卡林·诺尔-塞蒂纳认为，证实实际上是一个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对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单纯的辩护过程，而是包含着对科学发现者的身份认同以及科学发现者的活动做出评估。
由于组成这种共同体的实证者们很可能独立于知识的生产者，所以实证者们的批评性论断就构成了实证的一种客观基础。
然而，如果我们充分细致地思考知识生产的过程，结果就会发现，科学家不断地把他们的决定和选择与所期待的“实证者”
共同体特定成员的反应联系起来，或者与他们想在其中发表论文的杂志的规定联系起来。
决定基于哪些是“最新的”
与哪些是“过时的”
东西，基于一个人“能”
做什么或“不能”
做什么，基于他们遇到的反对者以及通过提出某一特定观点而不得不与之联系的那些人。
简言之，实验室的发现基本上是着眼于潜在的批评或接受（以及关于潜在的盟友与敌人）做出的，它是发现的实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图尔也认为，由于发现问题和证实问题都是科学理论接受的环节，都是科学家共同体“制造知识”
的实践活动，因此，发现问题和证实问题是统一的，都统一于科学家共同体对科学理论的接受。
“如果我们希望继续我们穿越事实建构的旅行，我们就得使我们的方法适合于科学家的模棱两可，否则就总会陷入错误的步伐，从而既不能抵挡他们的第一个（实在论的）反对意见，也不能抵挡他们的第二个（相对主义的）反对意见。
我们因此需要拥有两种不同的话语，这两种话语是根据我们加以考虑的视技术科学中已经解决了的部分还是没有解决的部分而定。
我们同样会在后一种情况下成为相对主义者，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成为实在论者。
当研究争论的时候——正如我们迄今一直在做的——我们不能比我们所伴随的真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更少相对主义。
他们并不把自然当作外部的仲裁者使用，而我们没有理由想象我们比他们更聪明。
对于科学的这一部分，我们将宣读我们方法的第三条规则：由于一个争论的解决是自然的表征（Nature’srepresentation）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因此，我们永远不能用产物，即自然，来解释一个争论是如何解决和为什么被解决的。”
因此，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者眼中看来，科学发现问题和科学辩护问题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环节，而且这两个环节并不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组成部分，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包含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不分彼此的连续统。
四、（社会）建构主义论科学理论的接受
社会建构主义十分注重科学理论的接受问题，而且这种思潮在解决科学理论接受问题所持有的观点极富社会性。
PaulEr在《社会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数学哲学》一书中就指出，“我支持思维（mind）是社会的观点，因为：（1）个人对复杂性的思考源于并形成于内在化的交流；（2）所有随后的个体思考是由这个起源构成和定制成形的；（3）某些精神活动是集体性的（如团体问题的解决）。
另外，思维的社会观点排斥二元论，因为精神活动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它既是私人的又是公众的，最重要的是它总是本质上被体现着。
因此，对能公开地被转变和利用的可操作的或公共的表达形式的利用组成的了公众，包含的思想。
根据思维的社会观点，人的所想所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Wertsch，1991，Restivo&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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