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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观察语言主要描述可观察的事物或事件，因而对任何理论语言都是价值中立的[15]；理论语言则可以指称不可观察的事件的方面或特点，但可还原为观察语言。
亨普尔把这个思想概括为科学语言或科学知识的“安全网”
模型，即由观察语言支撑的、其中有若干对应原则相连接的理论系统。
[16]逻辑经验主义招致了许多批判，如汉森发现了“观察渗透理论”
问题；O.纽拉特（Ottoh）发现作为这种知识观之底座的“基本命题”
，与其他命题一样并不具有免于检验的特权[17]；波普尔从归纳法难题发现可证实性标准并不能作为科学划界的尺度；特别是蒯因进一步发现了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的区别本身就是某种经不起推敲的形而上学。
但我们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科学知识观有一个深刻的难题：经验是个人性的，而科学理论却是真理性的或超个人性的。
维特根斯坦一方面说，“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
，进而得出“我就是我的世界”
的结论；另一方面又说，“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或者一切自然科学的总和）”
[18]。
问题是，个人性的经验如何担保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或超个人性？正如所罗门所说，传统的科学理性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在肯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同时，又肯定了客观性（objectivity）和普遍性（Gey）等科学知识的特质。
[19]“理性的思考被看成是可归结为人类个体的能力以及所拥有的判断力。
作为一种理性，科学理性被看作是属于科学家个人所拥有的判断力，那些被誉为推动科学进步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都具有这样的判断力。”
[20]问题是，科学家的个人能力如何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
库恩的工作在于彻底摧毁科学的普遍主义观点，论证或暗示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
在他看来，“各个学派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各派的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们都曾经是‘科学的’，而在于，如我们后文要说的，它们看待世界和运用科学的不同方式之间的不可比性”
[21]。
库恩所引发的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学转向”
在于探索普遍性知识的社会评价机制问题。
布鲁尔则主张“必须把知识与纯粹的信念区别开来。
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语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和具有个人特征的信念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22]。
而且，为此布鲁尔提出了著名的“强纲领”
[23]——“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24]。
布鲁尔将他的“强纲领”
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但问题是，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依然是相对主义。
“强纲领”
遭到了许多批评意见。
例如，拉图尔在《社会转向后的更多的转向》（OerSo...）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然而，这种对称原则却非常成功地掩饰了布鲁尔证据的不对称性。
社会被用来解释自然！
我们是在用一极解释另一极……直到今天布鲁尔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引进更激进的对称，布鲁尔的对称原理就不能得到矫正。
对布鲁尔的对称原则需要来个九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转向后的再转向’。”
[25]这种“再转向”
其实就是用包括自然与社会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的角色网络理论来取代或修补“强纲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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