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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就是维护普适性理想要付出的政治上的代价。
普适性理想这种极坏的后果可以从下面例子中看到：在“人类发展”
的名义下，欧洲科学技术把导致世界上最难以从中受益的弱者群体进一步倒退的“发展项目”
放在中心地位。
这里，普适性命题赋予下述行为以合法地位：源源不断地把自然资源从经济和政治上处境最惨的群体那里转移到最有条件利用这些资源的群体手里去。
普适性命题被提升为一个唯一合理、进步、文明和通人情的理想模式，它是在反对（按照例子来源）非欧洲人、经济上脆弱的人和女性时确立起来的。
确实，普适性命题把权力主义抬举到独特的理性、进步、文明和人类必需这个主义的高度。
科学的文化多样性不仅仅是一种价值批判，而且还是一种建设性的探索。
P.加里森（PeterGalison）在《交易圈——将行动和信念协调起来》（TradingZAdBelief）一文中，认为科学的文化多样性不在科学之外，就在科学之中，甚至同一学科也有不同的文化取向。
“我认为，科学是不统一的，而且，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确切地说，科学的不统一加强了科学的强度和稳定性。
这个论点反对两个深入人心的哲学运动的信条：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认为科学的统一加强了科学的向心力和稳定性；以及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实证主义相信科学的不统一意味着科学的不稳定。”
[22]
我们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维也纳学派就提出了科学的统一问题，这种统一不仅包括理论与观察的可溶性，而且也包括理论之间的可比性。
实证主义者的周期律
但是，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却提出了不同的科学观：科学在本质上是科学共同体之间的更替，每个科学共同体都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和观察，因此，科学共同体之间是不可比的或不可同约的。
反实证主义的理论周期律
如果说库恩的思想开启了科学文化多样性的先河，那么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则从科学活动的层面论证了科学的不统一性，或科学活动的文化多样性。
PeterGalison认为，20世纪的物理学实践被分成三个部分。
实际上，早在库恩提出他的观点之前就已经存在分立的科学共同体：实验的物理学、理论的物理学和仪器的物理学。
存在着三种分立的杂志，如《原子仪器和方法》《科学仪器评论》等，这是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用于设计并制造粒子指示器、加速技术和计算机分析系统的。
同时也存在专门理论化的出版物，包括《理论和数学物理学》或《理论物理学杂志》等，还存在专门用于实验的系列出版物，如著名的《实验物理学方法》等。
这些刊物都分别对应着理论物理学主题、实验物理学主题和仪器物理学主题。
有关会议也分成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学和仪器物理学等主题（PeterGalison，1999：142）。
交错型的周期律[23]
&erGalison看来：“考虑仪器、实验和理论之间互动的特点，我想考察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这三种文化是物理学大文化中的子文化。
就像两种文化一样，子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可以交换。
其中一种子文化可以分享其他子文化的某些活动……他们都能对交换的过程、交换价值的评定等形成共识。
他们都能理解这种交换的持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大文化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
[24]
五、“地方性知识”
1983年，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25]出版了一本书叫《地方性知识》[26]，在这部著作中，吉尔兹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并演绎出一套有关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体系。
当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的意义在于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的问题，从而促进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充分关注。
爱丁堡的学派的SSK研究就十分注重社会语境对科学知识形成中的重要地位。
在布鲁尔看来，既然一切科学知识都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因素来加以构造，那么，科学知识必然具有语境性。
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拉图尔、沃尔伽和卡龙等人，在他们看来，既然知识本质上是一种活动或实践的过程，那么对科学知识的考察就必须，也只能从当事者的当下活动出发，或者说是从科学家从事研究活动的现场出发进行考察。
卡林·诺尔-塞蒂纳在《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中指出：“无论把一种提出的知识论点断定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有趣的、难以相信的，还是毫无意义的，可能都取决于谁（who）提出这一结果，研究工作是在哪里（where）进行和它是如何（how）完成的。
科学家们谈论可能引起‘发现’的动机和利益，谈论对那些研究者来说可以利用的物质资源，谈论谁是做出结果的幕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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