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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STS发展历程的理解基本上是符合思想逻辑的。
但当时的理解尚不到位。
从当下的理解看，STS的兴起主要是科学主义与社会决定论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长期规制人类的文化走向，也就是从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这种自然主义或客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引起了后现代思潮的抵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社会转向”
，这种“社会转向”
的思想表现就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接下来就是拉图尔的“社会学转向后的更多转向”
。
另外，从经济-社会的实际背景看，STS的兴起与“技术系统”
概念和后来的“国家创新体系”
观念有密切的关联。
[8]“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强调知识和信息在人员、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流动，知识的流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
创新和开发是创新体系中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等行为者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对创新体系的理解有助于找到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关节点，有助于找到在制度和与政府政策相关的系统失灵问题。
从国家创新体系看政策就是为了寻求改进在创新体系中的行为者和制度联系的结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同化和吸收技术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
[9]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创新体系”
这个概念就包含了科学、技术、社会以及其他相关要素。
三、重新审视STS的研究纲领
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一书中，我们曾经把STS的研究纲领定义为如下几种：建构主义的一枝独秀；思想型与实践型的双峰并立；观念、器物和价值的三足鼎立；四种理论要素的合理重建。
关于建构主义纲领：I.哈金（IanHag）确实说过：“平齐（TrevorPinch）和别克（WiebeBijker）将STS称之为‘社会建构论者’。”
[1ioSismondo也多次讲过类似的观点：“弱的社会建构主义是STS研究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使科学和技术进入到人类、社会和历史视野。”
[11]不仅如此，“STS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建构话题扩展的回应。
由于科学知识通常被看作是对自然界的简单反映，因此科学家在知识的创造过程中相对作用被低估，有关科学实在是社会建构的诉求就非常重要。
结果，STS的建构论者的诉求（STSstructivistclaim）就是有影响的。
来自于STS的建构论者的资源在心理学、地理学、环境研究、教育、管理、文化研究甚至会计等领域的明确利用是显而易见的”
（SergioSismondo，2004：64）。
但我们新近思考越发证明了当时的这样一种判断：“肯定地说，STS的支持者已经同化了许多解释框架，从极端的决定论到激进的相对主义，从盲目的乐观主义到阴暗的悲观主义。
但对于大多数学者和活动家而言，STS被看作是审视科学-技术-社会问题的平台，正如DavidHess所说，STS已经变成了公开讨论重要问题的场所。
这就是说，STS并不寻求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为一切相关人员提供空间和某种框架来讨论并致力于更民主参与式的解决问题。”
[12]
其实，STS的研究纲领是否可以归结为建构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不管怎样说，STS的研究纲领肯定是哲学性的。
我们非常认同S.富勒在《哲学、修辞学与科学知识的终结：科学技术综合研究的新开端》（Philosophy，RhetoridtheEndofKnowledge：ANewBeginningforSdTeologyStudies）[13]一书中的基本观点：STS可能消解了独断主义，但并没有消解哲学本身。
关于思想型与实践型的对立：有的学者认为，转向了STS后，社会建构主义分化为思想型和实践型两种模式。
JuanIlerbaig在公开出版物《科学、技术和社会课程简讯》中可能是第一次对转向STS后的社会建构主义的亚文化的主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把STS及其社会建构主义区分为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方式是多学科的、理论导向的学者，引领者为欧洲的科学社会学者；另一种方式是交叉学科的、问题导向的教育者，一般为技术哲学家和工程伦理学者所引领。
哲学家SteveFuller把JuaS区分称之为追求STS思想建设的“高派教会（天主派教会）和追求STS解决问题的低派教会（福音派教会）”
，这个术语经过转化后比较适合于区分STS中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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